首页 -> 2006年第6期
从北京到南通（之四）
作者：曾昭奋
吴先生有几次谈到他的同班同学程应铨。他和吴先生一样，同受中国建筑界泰斗、与梁思成教授齐名的杨廷宝、刘敦桢、童诸教授的教诲，同是中央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
程应铨出身于江西一个旧官僚家庭，也属书香门第。抗日战争结束后，战时为盟军翻译官的程应铨由缅甸回到昆明，一九四八年受梁思成先生之聘到清华建筑系任教，深受梁先生、林徽因先生赏识。程先生曾跟我说到，他当时到清华来，主要原因是想留美，结果却倒了大霉。按当年清华惯例，清华的年轻教员都有机会赴美深造。新中国成立后，美帝侵朝，中美交恶，程先生也就没有了留学美国的机会。但作为一个青年学者，程先生仍获得信任和器重。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被派为中国建筑代表团成员，赴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进行考察。这在当时不仅是一种学术机遇，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信任和光荣。后来陷入逆境的程先生，对这段经历，仍然十分怀念。他说，代表团有个规定，一个人不能单独出街，他却擅自离队跑到莫斯科街头，为的是跟市民学俄语。那时，刚刚自学俄文的程应铨，即从俄文翻译出版了《城市规划（工程经济基础）》上、下册,《苏联城市建设问题》,《城市规划与道路交通》,《柏林苏联红军纪念碑》等书，还从英文翻译出版了《城市计划大纲》（即《雅典宪章》）。程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后，《雅典宪章》的译者署清华大学建筑系。这一次我就此问吴先生，吴先生告诉我：“是程应铨译的。”
程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期短短几年内推出的上述译作，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有关城市规划学术文献。那时候，吴良镛先生有许多行政事务，花在学术上的时间和所取得的成果没有他这位同班老同学多。这是实话。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个人出书被当作追求“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行径。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已极少人“成名成家”，也没有人敢于“成名成家”，但在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仍没有停止在教师、学生中批判“成名成家”思想。吴良镛先生在学术方面，早已建树多多，但他直至一九八八年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中文论著，不能不说是对“成名成家”的批判，曾心有余悸。
一九五七年，程应铨被打成右派，罪名是“反对彭真”，也即在北京旧城保护和城市规划问题上，与时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观点不合。实际上，他也只是支持梁先生的观点。但梁先生受到保护，没有成为右派。据说他的另一个罪行是在教学中鼓吹伦敦哈罗新城所采用的“邻里单位”的理论和模式这种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货色。西方城市规划和居住区建设中的“邻里单位”理论，一九二九年由美国建筑师帕里（A.Perry）首先提出，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克拉伦斯·斯坦（Clarence Stein）等第一次实践了这一理论和模式。“二战”结束后，五十年代初期，伦敦哈罗新城正是这一理论和模式的一次成功实践。其具体做法是：每一“邻里单位”以交通干道为界，界外车辆不得进入；每一“邻里单位”设一所小学，小学生均不必穿行干道到别的“邻里单位”去上学；每一“邻里单位”按人口规模安排托儿所、幼儿园、公共绿地和设有商业、服务机构的“公共中心”。
但是，英国哈罗“邻里单位”的理论和实践，在苏联却遭到严厉批判，被认为是一种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反动的城市规划理论，至少也是一种鼓吹阶级调和、麻痹劳动人民革命斗志的反动伎俩。斯大林逝世后，“邻里单位”的理论和模式在苏联城市新住宅区规划建设中被普遍应用和照搬照抄，但苏联人不叫它“邻里单位”（Neighborhood Unit），而叫做“小区”（Микрораuон)。此时，我国仍继续学苏，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的“邻里单位”，一方面引入苏联的“小区”。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我国城市住宅区规划建设中才名正言顺地采用了“小区”的理论和模式，并学着苏联人把新建的住宅区称作“小区”，一直沿用至今。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在莫斯科走访了建于五十年代的、被我国建筑界引为样板的几个著名“小区”，只见小区内的小学显得十分宁静，学生不多，而许多托儿所幼儿园都已关门大吉。“公共中心”的商店里空无一物，一般都由一两位售货员在门口摆一张桌子出售公价的面包、牛奶和鲜果汁。商店无货，几近关门，是政权易帜之后的暂时现象，而人口老化导致托幼机构歇业，却是一种必然，都怪不得规划师和建筑师。我国城市“小区”中的托幼机构和小学校的规模和命运，于今已有人关注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学术思想禁锢的情况稍有松弛，我们教研组在讨论城市住宅区规划理论时，终于鼓起了勇气，按照实际情况，明确指出，苏联的“小区”理论，是从英国学来的，它跟英美的“邻里单位”本是同一种事物，并为强加在“邻里单位”上的罪名“平反”，从而认真总结了首都自五十年代后期起“小区”建设的经验。这一次讨论和总结，吴先生和程先生都参加了。
在上述讨论过程中，有一篇关于“邻里单位”的英文文献，会上决定由程先生译出。我中学时学了六年英语（高中时的英语教师是清代著名诗人、外交家黄遵宪的孙子黄延赞先生。他教得好，我也自以为学得不错），大学时改学俄语，也不敢公然去图书馆阅读帝国主义的英文书刊，英语差不多忘光了。那篇程先生要翻译的资料，我也偷偷拿回宿舍去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译了出来，又偷偷跟程先生的译文对照，自惭形秽，赶快撕掉，不敢吱声，只是很佩服程先生的译笔。当时，建筑系图书馆有一本厚厚的意大利文城市规划杂志，全系无人看懂，只看图，不识字。正值政治气氛稍有松动，有一天，程先生公开表示，为了看懂这本城市规划杂志，他打算开始自学意大利文。不久，阶级斗争一紧，估计程先生是无心于此了。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每个家庭每月供应二两芝麻酱。程先生没有家，也就没有这二两麻酱，有钱也买不着。我和妻子都不吃麻酱，就把它送给了程先生。当时，政府放宽了海关限制，特准海外华侨往国内寄包裹，主要是食物，每一邮件只收取五角钱的手续费。我在南洋的父亲、姐姐和小学时的校长，我妻子的母亲和兄嫂，都争着给我们寄面粉、布料和食品。他们知道我是搞建筑和城市规划的，特给我寄来一个英国制的望远镜，说我考察城市或参观高楼时有用。程先生来给我们的女儿照相，知道我从未用过这个望远镜。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有一个侄女过生日，他要送一件礼物，“你的望远镜不用，……”我说那你就拿去吧。过几天，他说那架望远镜已送给侄女了，并专门买了一架旧照相机回赠我，那是可照十六张的照相机，德国名牌。
“文革”中，早已妻离子散、仍戴着“右冠”的程应铨先生一度被隔离审查。在清华大学充满“红色恐怖”的日子里，他惊惧、绝望，自沉于校园内之西湖游泳池。在此之前，由于怕被揪斗，他不敢回宿舍睡觉，不止一次躺在校内西南区的干河沟里过夜。“丧家之犬”，莫过于此。事实上，无论是造反派还是工宣队，都认为他是“死老虎”，没有多少油水，都不曾揪斗过他。当时，我自己也被隔离审查，白天就跟程先生编在同一个“学习班”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的两位工人和一位解放军战士，经常找我们这些正被隔离审查的人个别谈话，攻心。三个人谈话、攻心的方式多具特色。一个工人叫大老郭，是全系负责人，个别谈话时，他会突然变脸，大吼，拍桌子，“你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经受不了这种恫吓的人，就会自杀。那位解放军战士，话不多，也不急，但最后总会甩出这么一句：“我们的枪子不是吃素的。”第一次听到这句话，也有可能把人吓个半死。另一位老工人，是个老实人，个别谈话时总是那么几句:“要看到自己的前途，要想到自己的老婆孩子，不要自绝于人民。”程先生自沉是在晚上。当天，记不得是上午或下午，那位老工人找程先生谈话，还是老一套：“你要为自己的家庭着想，为老婆、孩子着想……”我坐在一旁，一面听见老工人对程先生的劝说，一面却瞥见程先生满脸惊异、愕然、痛苦的表情。我估计，正是这位老实巴交、不择对象、尚不知程先生身世的工人师傅的这一次个别谈话，成为对程先生生命的一次毁灭性打击。程先生是否还听到工人大老郭的咆哮或解放军战士的警告，我则不得而知。照当时惯例，工宣队员对被审查者的一次个别谈话，就是要对他开批斗会的预警。程先生平时就十分惧怕批斗会。但最“攻心”、最致命的恐怕是，听到那位老工人关于“老婆孩子”的谈话，早已妻离子散的他，必然是伤心已极，遂于当晚弃世。平时，程先生就十分注意自己的衣着仪表。他嫌校园内理发店水平低，经常专程进城理发。当晚，他在自沉之前，还特别换了访问莫斯科时所着的那套崭新的西装。那时候，“阶级敌人”自杀之后，都要开一个对死者的批斗会，但不知何故，对程先生的这个批斗会没有开。随后，清华大学给了一个结论，说程应铨“畏罪自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