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从徽州到江南：末代秀才的生活世界（下 ）
作者：王振忠
我们——店员——在店里有空的时候，不是瞎谈天，乱批评人，就是出去作无益的消遣了；再不然，只有拿钱去买淫秽的——自以为新的——小说来看；在一般没思想的人说起来，这是一种消遣罢了，没大关碍的；其实我们的脑筋为此而逐渐昏迷，我们的人格，为此而无形的堕落。
……近几年的小说就更糟了，除几部嫖经小说外，真正的小说是没有的。《九尾龟》，《海上繁华梦》两部要算出色极了；次之李涵秋老先生的“所谓社会小说”如《广陵潮》，《战地莺花录》，《魅镜》，……还有什么《礼拜六》，《红杂志》，《心声》……等书，时髦得再版二版……无书可应，甚至于要预定才能买书。
这些小说，真害人不浅呀！看完《九尾龟》，脑中就想去嫖妓；看完其余所谓名家著作，内容不是某某爱某某，就是姨太太，公子，少爷，姊姊，妹妹等的淫史，肉麻的描写出来；使我们天天胡思乱想，“做了公子，少爷，才配得讨好的女子；做有情人，才得要献媚于所爱慕的女子之前”。于是乎我们就弄得一点无正思，麻木不仁，除了专门研究吊膀子为唯一的技能不算，甚至于实行不道德的事！也绝不觉得是不应该了。
上述这些言论，不仅可以反映市面上流行的通俗消遣之作，而且还可看出小说、杂志内容对社会风气（特别是对商人阶层）的影响。《上海店员联合会成立大会特刊》发行于一九二四年，与詹鸣铎撰写小说的年代（《我之小史》写于一九二七年）差相同时。而且，其中提及的《红杂志》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创刊于一九二二年八月，至一九二四年七月改名《红玫瑰》，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又出版了八年，这也恰是詹鸣铎喜欢阅读并曾投稿的一本杂志。
作为从僻远乡陬步入繁华上海滩的“文学青年”，詹鸣铎颇有发表文章及成名的欲望，他多次撰稿投寄当时的《红杂志》，并有作品发表于该刊的三十二期和四十六期。其中之一为《千难万难一打》：
前清时代，读书应试，千千万万，要想状元，千难万难；
近年以来，争买彩票，千千万万，要想头奖，千难万难；
妇人女子，吃斋念佛，千千万万，要想登仙，千难万难；
长三堂子，报效劝酒，千千万万，要想真情，千难万难；
贿买议员，到处运动，千千万万，要想当选，千难万难；
远东运动，各出风头，千千万万，要想优胜，千难万难；
各处土匪，掳人勒赎，千千万万，要想剿灭，千难万难；
各省官府，争权夺利，千千万万，要想统一，千难万难；
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千千万万，要想裁撤，千难万难；
不肖奸商，私贩日货，千千万万，要想抵制，千难万难；
寒酸措大，两袖清风，千千万万，要想致富，千难万难；
读《红杂志》，争相投稿，千千万万，要想披露，千难万难。
在上揭的游戏笔墨中，浮沉浊世的詹鸣铎随意生发，若嘲若讽，对于晚清民国纷纭乱象之揭露绘声摹色，各得其妙。“读《红杂志》，争相投稿，千千万万，要想披露，千难万难”，或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红杂志》的那位主笔似乎不曾“目迷五色”，故而能“放出眼光”刊发他的打油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詹鸣铎激切入世的创作热忱，而《我之小史》一书的撰写，可能也与他的这种创作阅历及发表欲望有关。
明清以来，小说颇受世人喜爱，商人自不例外，一些徽商对于志怪言情之作爱不释手。清代徽歙商人江绍莲的《聊斋志异摘抄》（抄本），工工整整地抄录了蒲松龄著作的精彩段落；在道咸年间，婺源木商江南春喜读《聊斋》，并模仿前者，作有《静寄轩见闻随笔》；一九二一年前后在汉口活动的婺源茶商汪素峰，平素也酷嗜小说家言，《玉梨魂》中的柔情蜜意就让他痴迷无限……
至于詹鸣铎，从他的个人文集《振先杂稿》来看，其人对于小说戏曲亦相当留意。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他曾仔细研读过《西厢记》、《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等，作有《书〈西厢〉后》、《批评〈三国演义〉》和《批评〈东周列国全志〉》等，对貂蝉、曹操、祢衡、刘备、周瑜和张飞等小说人物，都曾赋诗评论。当时浙江发生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詹鸣铎亦颇为关心：“按小白菜即豆腐西施事，详《杨乃武全集》，现在仍在，据传住余杭城外某庵为尼，年已六十余矣……”他曾集传奇句，写有《小白菜》诗：
好恶因缘总在天，（《幽关记》）含羞忍泪向人前，（《琵琶记》）赏心乐事谁家院，（《牡丹亭》）日午当空塔影圆。（《西厢》）
伯劳东去燕西飞，（《西厢记》）仙草仙花尽可依，（《红楼梦传奇》）为说汉宫人未老，（《明珠记》）从今孽债染缁衣。（《玉簪记》）
显然，詹鸣铎对于传奇小说颇为熟稔。从小说细针密缕般的写法来看，《我之小史》除了受明清以来徽商自传的影响之外，还与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之影响密切相关。鸳鸯蝴蝶派的代表刊物《红杂志》上，曾登载“上海小说专修学校招生及章程”，从中可见，在当时的上海，不仅小说流行，而且还开办了专门的学校传授写作技巧。无独有偶，詹鸣铎后来也在婺源乡间的私塾中教授学生撰写小说，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略窥一二：“八月九号，上午令诸生作小说”；“八月十一号，上午令诸生作小说”；“八月十二号，上午令诸生作小说”……这些记录，明显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至于《我之小史》一名，可能是模仿自杭州作家陈蝶仙（天虚我生）的《他之小史》。据美国哈佛大学韩南教授的研究，《他之小史》分六期发表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的《女子世界》，一九一七年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礼拜六》杂志上，曾刊登该书的一则广告。而《礼拜六》也与《红杂志》一样，同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范畴。
有鉴于此，除了史学研究上的意义外，《我之小史》的发现，也为二十世纪鸳鸯蝴蝶派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从中颇可窥见鸳鸯蝴蝶派小说对于商人阶层的影响。
明清以来，“徽州朝奉”的形象曾在“三言二拍”等小说中频繁出现，但那只是小说家笔下脸谱化了的徽商，而《我之小史》则是徽商作为主体自述的家世及个人阅历。詹鸣铎寄情纸笔，自叙家世，传之后代。该书事随人生，人随事见，极摹人情世态，备写悲欢离合，使得《我之小史》成为目前所知唯一的一部由徽商创作、反映徽商家庭生活的小说。
一般说来，小说为正史之余，难免有吞刀吐火冬雷夏冰般的谲诡幻怪荒渺无稽。不过，《我之小史》最显著的特点则在于它的纪实性。在书中，作者一再声称自己所述皆为“信史”，而从庐坑《詹氏宗谱》、光绪《婺源县志》以及同时收集到的《振先杂稿》、《詹鸣铎日记》来看，《我之小史》之所述的确均为真实情节。小说的一些故事细节，甚至直接节录自其人的文集或日记，书中提及的诸多人物及事迹，也都是真人真事。如晚清民国时期徽州的一些著名文化人——光绪《婺源县乡土志》的编者董钟琪、佛学家婺源江湾人江谦（易园）、《歙事闲谭》的作者许承尧以及民国《婺源县志》的总纂江峰青，这些都是晚清民国徽州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由此看来，《我之小史》的确是作者真实的自传，可以作为信史加以征引。
而在另一方面，《我之小史》又是一部带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徽州乡土小说。作者的叙事文笔颇为流畅，书中时见庄言危论、谑浪诙谐。就像鲁迅笔下的《故乡》、《社戏》、《祝福》、《孔乙己》和《阿Q正传》等名篇佳构一样，它叙写了一地人群的日常生活状态，刻画出当地独特的乡土情愁。由于该书是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出现，面向的读者主要是普通民众，较之通常所见枯燥无味的史料记载，更为通俗易懂，显然更有助于人们理解晚清民国社会的纷纭世态。特别是囿于史料的限制，以往人们对于县以下农村社会的生活实态所知甚少，对于晚清民国时期徽州社会的了解更是相当有限，而《我之小史》提供的连续记录，恰好为此段历史缺环提供了大量翔实、丰富的史料。它不仅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的理解，而且，也可以修正以往学界对于民间社会的固定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书的发现、整理和利用，可以说是近年来徽州民间文献发掘过程中最令人振奋的重要收获之一，必将引起多学科的广泛重视。
丙戌清明于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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