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从徽州到江南：末代秀才的生活世界（下 ）
作者：王振忠
那个时候，各省陆续失守，皆是内讧，非由外患。各省督抚，大都被拘，惟山西某全家殉节，不可多得。至于各府州县，闻风而倒，不费丝毫的力。有的直入公署，居然冒充，或奉驴都督命令，或奉马都督命令，着速交印。官府索看公事，他就袋中摸出一炸弹，向他道：“你们要看公事，就是这个！”官府无法，只得将印交出。据说有些炸弹不是真的，系用泥丸敷以油漆，此种赝货确有点子滑稽，那个时候不怒而威，取州县官实如反掌耳。
其时，各地官府如风中之烛，朝暮难保。据詹鸣铎说，他家开在杭州的生记木行中有位伙计，失业之后也乘乱到一个地方，“查了一二天的县印子”。在他看来，此类荒唐情事，与三国时期张飞占古城乱世颇相仿佛。
辛亥革命发生后，詹鸣铎的家乡——婺源也宣告独立。前清县令魏正鸿身处其境，恍若地坼山崩中独守残庵，一灯如豆，四壁虫吟，这让他备感恐惧，极想逃之夭夭。不过，一些威权赫奕的婺源乡绅出于地方利益为之撑腰，竭力维持政局，以确保地域社会的平稳过渡。当然，觊觎政权者仍然不乏其人。一日，有位余某走入公署，冒充革命党，逼迫魏氏交出官印。风声鹤唳之下，魏正鸿只得留他在署从长计议。翌日，毕恭毕敬地将之请入婺源县的紫阳书院，并延请城里的众绅士共同集议。其间，诚请余某登台演讲，结果却上演了一场闹剧：
他立上讲台，讷讷然如不能出诸其口。
湘伯大怒道：“我江西来，甚么革命公事都看见过，从未见这种混账的革命，好替我滚出去，还算你乖！”
那姓余的即时滚出，滚到得胜馆来，垂头丧气。时我家锦屏叔公，与人结讼，正住在得胜馆，看见这个姓余的，乃向他道：“我看你委实不像革命党。你这件长衫是鱼肚白的，却穿得半白半黑了，革命党讲究剪辫子的，你后边还有拖拖物，你这个革命自己想想看像而不像？”那姓余的听见这话，恍然大悟，马上走到头店剪去三千烦恼丝，并破钞了二百余文，到中德西买了一顶洋帽子，高视阔步的口称上省领兵去，他暗中却走回家。时家中剪辫之风尚未盛行，他的娘亲、妻子看见他弄得这个样子，对他大哭……
文中处变不惊的“湘伯”，也就是江峰青（湘岚），系詹鸣铎的姻娅之戚，他曾任江西审判厅丞，是“官于朝，绅于乡”的典型，此时则成了维持婺源地方政局于不坠的中流砥柱。
这段刻画与鲁迅《风波》及《阿Q正传》中的描写颇相类似。对于辛亥革命，一般民众往往是以《三国演义》中学到的知识来加以评判。鲁迅小说《风波》中，茂源酒店的主人赵七爷——那位方圆三十里以内唯一出色人物兼学问家，辛亥革命以后，便把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张大帅就是燕人张冀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看来，《我之小史》将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权更迭看成是张飞踞古城乱世，并非偶然的例子。
当时，剪辫之风尚未盛行，但剪辫是革除陋俗、维护共和的象征，《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进了洋学堂，到东洋半年之后回到家里，“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与此处余某的情形颇为接近——有没有剪辫，也就成了是否革命党的标志之一。
根据中国的传统，改朝换代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改正朔、易服色，辛亥革命亦不例外。改正朔也就是改变历法，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下共和之令，改行阳历，不过，乡间狃于积习，仍循旧历过年，所谓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至于易服色，主要就是“祛除虏俗，以壮观瞻”的剪辫之举。当时，各省纷纷剪辫，有的剪成像和尚那样的光头，有的则是茶瓶盖的样子。革命军在路上碰到不愿剪辫之人，就用马刀强行剪发，为此甚至有误伤人命者。有关当局见民智不开，就捉得一二有辫的“顽固乡愚”，打了板子，穿以红辫线，背贴“满奴”二字，罚其洒扫街道以示羞辱，一时间颇见成效，从此剪辫者日益增多。
当时，在杭州从商的二弟詹耀先，返乡时已剪去辫子，他告诉詹鸣铎剪辫为大势所趋。见过世面的后者听罢，很快就起来响应剪辫风潮。作为发起人，詹鸣铎在家乡庐坑组织了一个“文明剪辫大会”，以开风气。选定三月初二为会期，先撰《文明剪辫大会广告》文一道，张贴于墙。届时，到会者颇众：
是日鸣锣开道，鼓吹火爆，冠冕堂皇，用二人前执灯笼，我手捧果盒，善儿提爵杯，连仝一群人等上去，到绿树祠，大开中门，颇为热闹。当下我仝大众敬天地，拜祖宗，一律剪去辫子，我换戴大帽，蒙德风庆贺加冠，乃归而饮宴于立本堂，亦云乐矣。
绿树祠是婺东北各地詹氏的统宗祠，善儿为詹鸣铎的长子，而德风则是庐坑村中的詹氏族人。在这里，新时代的“文明剪辫”，与古老的宗族仪式被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名乡绅，詹鸣铎有着相当的号召力，他自称：“在下一个书生，寒窗苦读，平日对于族内虚怀若谷，原未尝以乡绅自居。乃自乙巳至今（己酉）五载，村人每求行状，请题红，我亦屡为之。若夫乡邻有斗，约族众调和，我亦忝居其末。投词告理，亦每到我家来。”“乙巳”亦即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当时詹鸣铎中了秀才；“己酉”也就是宣统元年（一九○九年）。文中的“行状”亦称行述，是记叙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和品行事迹的文字；而“题红”也就是题主，徽州民间办丧事时请人将死者衔名、生卒时间及子女配偶等书写于牌位上，以便长期奉祭。木主正面的“主”字，通常暂且写成“王”字，以待日后举行点主仪式时补上一笔。在乡土社会，唯有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物，才有资格为乡民撰写行状和题写神主——可见，自从詹鸣铎考中生员，便在乡间的公共事务中担负起重要的职责。而一旦社会发生变动，类似于他这样的乡绅，也起着表率乡里的作用。以剪辫为例，《我之小史》第十九回说：
……我的为人平日规行矩步，不越范围，村内人最相信的。我若说辫子这东西不可剪，村内人就不剪了；我若说辫子这东西定要剪，村内人就都肯剪了。所以我发起这事，他就以为适逢其会，极端赞成，从此以来，果然风行一时，信从者众，村内大小老幼皆知辫之宜剪，……而且未曾到会的人，亦皆私自剪之，统计村内剪辫的可有什之七八，所有未剪的不过一二之老顽固及少数之野蛮人。
不过，詹鸣铎的剪辫完全是趋附时尚的率性之举，而对于剪辫的意义所在，他的理解似仍颇为懵懂：
且说我当日剪了辫子之后，回到家中，蒙堂上祖母慈谕嘉贺，道以后青云直上，我乃大喜，愿此后头衔改换，出色当行，可以荣妻，可以荫子，可以封诰及泉壤，可以为宗族交游光宠，文章事业，彪炳当时，学问功名，表扬后世，不致如前此之三十岁虚掷韶光，空抛驹隙，庶不负生平之所期许焉。
可见，民国以后，年届而立的詹鸣铎虽然剪去了脑后的拖拖物，但他作为前清的生员，思想仍没有多少变化，满脑子还是荣妻荫子的那一套。
在传统中国，士乃四民之首、一方表率，“民之信官，不如信绅”——这是一般民众的社会心理，也是乡绅存在的广泛社会基础。尤其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僻远山陬，对知识的垄断，赋予了乡绅以社会权威和文化典范的特殊身份。绅权，也就成了皇权（政权）的自然延伸和重要补充。江峰青以及詹鸣铎本人，都可以作为徽州乡绅阶层的代表，他们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表演，也就成了人们窥知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之乡绅心态、角色的典型例子。
詹鸣铎曾多次游历上海，对于十里洋场称羡不置。在《我之小史》第十五、十六两回中，作者将目光投向上海的法政讲习所、徽宁会馆、沪上的休闲娱乐（如影戏、摊簧、饮食、浴室、花园、东洋戏法、文明游戏园、出品会和运动会）以及都市风情等诸多方面，游屐所经，追写铺叙。透过对扰扰尘寰间欢娱嗜欲的状摹，折射出詹鸣铎这个末代秀才旧眼光中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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