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种族与体育
作者：范 可
“来自非洲”假设后来获得了分子生物学的有力支持。一九八七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伯克利加州大学几位科学家的文章，声称他们已经破解了人类起源之谜。他们根据建立在世界范围内一百四十七个个体的线粒体脱氧核糖核酸（mitochondrial DNA——mt DNA）检测和推演，发现现代人均出现于十到二十万年前之间。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人类从“古人”转变为现代人。
“来自非洲”假设已被崇尚科学主义的西方学术界广泛接受。按这一假设，现代人与原先亚、欧大陆生存的“古人”无关。如此的话，那么这些“古人”又是如何消失的呢？显然，在这一点上，“来自非洲”说难以令人满意。这也是仍有一些学者主张和支持“多元说”的原因。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为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的考古学家沃普夫（Milford Wolpoff）和他的若干同事、中国中科院院士吴新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考古学家索尔尼（Alan Thorne），故国际上又有称沃/吴/索假设者。这种观点也相信，到目前为止，非洲仍是人类演化的源头，但人类的远祖早在“直立人”（Homo erectus）时期，也就是距今一百多万年前，就走出非洲。旧大陆上的现代智人都是在各大陆上独立演化形成的，但在这过程中存在着基因漂移。
可是，“多元说”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缺陷：它所赖以立论的化石都是不完整的。正因为任何有关人类起源的假说都无法令人完全满意，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的人类学家波伊德（Robert Boyd）和索尔克（Joan B. Silk）说，我们只能“试着”解释人类起源，因为与此相关的任何假设都可以遭致挑战，故而在这一问题上几乎不可能有不遭致非议的陈述（How Humans Evolved. 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00）。
显然，两种假设中，“多元说”更可能为“种族”分化提供解释。然而，除却政治的因素，现代人类学之所以不接受人类存在着不同种族之说，主要是因为，一个“种族”内的独立个体间的差异要大于种族间的总体差异。我们实际上无法在科学的意义上确认一个独一无二的种族标本。但是，恩蒂尼认为，任何否定种族存在的观点都不能成为否认人类存在着生物性差异的托词。他指出，主要是遗传的因素，而非其他，决定了部分黑人拥有超凡的运动天赋。恩蒂尼在近十多年来一些考古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对“来自非洲”假设提出的修正上，找到了这个答案。
一九九一年，在红海边上的东非考古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一个距今约一百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但这一残缺不全的头骨却兼具现代人和直立人的特点。主持这一发掘的考古学家阿贝特（Ernesto Abbate）据此相信，现代人一百万年前在非洲开始形成。近来的遗传学研究也指出了“线粒体夏娃”理论脆弱的可信性。目前，分子生物学家已经证明，mtDNA的突变根本不像节拍器那样准确，突变的速率在不同的支系和不同的时段中很不相同。所以mtDNA分析方法虽然具革命性，却不是无懈可击。但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同，遗传学家认为，人类的mtDNA接续（mtDNA sequence）能确定远古分岔。这样，“种族”，可能存在于现代人诞生之前。换言之，现代人的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表现的不是人类种族本身，而是远古人类种族的遗传性状。从而，与其他的“来自非洲”假设的修正者一样，恩蒂尼相信，现代人实际上是远古不同人类种族的混血后代。但这是从基因的角度说的，现在我们所见的肤色、发型等一些体质表型，应当是现代人走出非洲之后，对不同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基因漂移、基因突变等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非洲大陆上存在着许多地理学上的“死胡同”（cul-de-sacs），生活其间无异于与世隔绝。这类死胡同也存在于各大洲。我们可以在这些地方发现过去的种族分类学家所定义的不同“人种”。这些人所体现的体质表征（如东北亚通古斯语系人群）应当是对当地自然环境长期适应和基因频率等作用的结果。同时，也表明这些人与其他地区少有基因漂移现象。在我看来，把这些人作为各“人种”的典型实有导果为因之嫌。
同样的，在人类整体演化的过程中，最早的现代人中的一部分人走出非洲，另一部分则留了下来。于是，当这部分人及其后代在近于人类起源地的地方持续书写自身演化史的同时，那些走出非洲者却不得不调整和改变对非洲的已然适应，去对付全然不同的新环境与气候，人类也因此在体质上显得如此不同。
无疑，将人的不同与某些先天因素联系起来是危险的。然而，它有时候是事实。只有首先承认这种不同性的存在，方能谈得上相互了解。进而，才能真正实现对独立个人的尊重。
至此，似乎应当谈及前文提到的“强迫性联想”。是否黑人的运动天分意味着他们的低智商？大概没有人相信NBA的超级球星们是笨伯。据说，湖人队球星科比曾在SAT考试中获得满分。那么，怎么解释近来的一些心理学研究表明黑人的智商低于其他人，是因为基因而不是文化或社会的原因呢？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智商测验作为唯一的指标是有问题的。人的智力应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耶鲁大学的斯登伯格（Robert Sternberg）提出分析、实践、创造性三种智力模式，试图更为综合、客观地测量人类的智力。分析智力与智商测验结果发现，肯尼亚孩子辨别各种药草的能力不同凡响，表明了很强的实际智力（practical intelligence），也表明了很强的创造性智力（creative intelligence），但智商测验成绩则较低。而相反的例子则常常在亚洲人中发现：他们智商测验可以很高，但实际智力和创造性智力却不高。智力上的不同侧重也可能是人类生物多样性的体现，但它无法说明哪个群体的人在整体上更为聪明。而运动能力与智力发达与否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
那么，是否其他“种族”的人在黑人主宰的项目中就没有前途了呢？应当说，并非毫无希望。近两年来在四百米跑中所向披靡的瓦里纳就是个白人。但也正因为如此，他被黑人运动员视为异数。应当承认，欧洲人和亚洲人涌现短跑巨星的几率要比黑人低得多。现在，百米突破十秒者全世界共有十多位，尽为西非血统的黑人。目前，一百一十米栏是唯一在短距离竞赛中，其他“人种”者与黑人尚有一拼的项目。除了刘翔，为争夺二○一二年奥运主办权而竭尽全力的现任法国巴黎市长，也曾夺得一九七六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该项目的冠军。他是个白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项目的技术要求较高，平跑绝对速度不一定是取胜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胜率走低，越来越多的运动员退出了黑人有明显优势的项目。绝大部分黑人运动员对他们的先天优势直言不讳引以为荣。
恩蒂尼用竞技体育作为一种隐喻，但却是想指出，为什么美国的白人和黑人正视彼此之间的不同是如此困难。他认为，这种对不同的认识是通往理解之桥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是否能通过对人类的多样性的辩论来达到对独立个体的尊重，而不是助长业已存在的不同群体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如果连这种显而易见的差别都意识形态化地全然归咎于文化与社会，那又谈何真正消除种族的樊篱呢。
二○○五年九月初稿于西雅图，二○○六年三月定稿于南京
（Jon Entine，Taboo：Why Black Athletes Dominate Sports and Why We’re Afraid to Talk about It，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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