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当网络遇到国家
作者：廖赤阳 刘 宏
首先，试图将国民国家相对化。以地域及被设想为地域间移动与交流的媒介领域的“域圈”分析来取代国家，随之而来的是，空间秩序比近代论之时间序列受到更多的重视。其次，基于对西方中心史观的反思，正面挑战西方冲击与亚洲反应模式，并从亚洲历史的连续性、自律性的脉络出发，重构近代亚洲与欧洲关系之历史。第三，主要的研究对象，既非象征近代化的产业资本以及由此发生的生产、制造过程，亦非扮演亚洲传统生活秩序的农民与小农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和流通领域，以及作为它们的主体之商人与商号。这些昔日的历史配角（乃至于反角）成为了主角。最后，海洋不再是陆地的边境，而成为整合地域关系的气场中心。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要素在海域碰撞、交会，而陆域则通过港市或开港口岸被连接成有机的网络。这些开港口岸既是地域经济的中心，也是地域间交流的中继地。
不过，无论在历史还是现状研究中，还需要更多有关华人网络的实证性研究来支撑，并进而同主流学术界建立平等和有效的对话机制。由于网络论作为比喻或分析装置的方便、有效与弹性，使之在短期内迅速泛滥。华人网络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词汇。虽然，对于近代组织论的超越与克服是网络论的重要命题，然而今日，似乎所有组织、集团内部关系以及对境关系的领域均被理所当然地纳入网络的范畴。随着网络的泛化，其理论内涵的空洞亦随之产生。
对于网络究属神话还是现实的种种批判，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出于未必是学术的但却是现实的考量，由于顾虑引起扩张主义的联想，或极力否认华人网络的存在，或有意淡化其功能。相似的持论，也见诸对于中国、中华、大中华经济圈理论或构想的批判。显然，其基本出发点依然是国家中心论，同时也如实地反映了国家与网络命题的敏感。第二，作为一种以越境、流动与联系为特征的分析框架，网络自身常常是如此暧昧和模棱两可，难以形成某种较为具有明确共识的理论框架。第三，诸如信用、关系等人际关系模式，并非华人所独有，因此，至少是没有理由将华人网络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加以特殊化。第四，片面强调人际关系、社会结构、行为模式或文化、认同、市场的内在机制，而忽略了国家、制度、法体系等外在环境对于网络的制约。
所有的批判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而显得更具威力。的确，网络论的原点之一是尝试将民族国家等制度性要素相对化，现在，如何“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这一点恰成为网络论自身的重要课题。
回顾学术史，网络对国家的困惑，同时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华人史研究的基本困惑。上个世纪以来，华人研究动用了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人类学等几乎所有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积蓄，但是其镜头聚焦于华人经济与身份认同这两个方面。前者涉及：发生地及移居地的社会经济背景、移民问题、侨汇、投资、金融组织、华人资本的形成及其经济成分、经济属性、规模等分析，以及对华人企业组织、经营、商业网络等研究。而后者包括了国籍问题、民族主义、族群、地缘、血缘观念与儒家伦理、同化与融合、华侨华人政策、多文化主义和多文化社会建构，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理论。
这两个问题，同时也历史性地表现为地域网络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对话与抗衡。从历史上看，华人的经济活动往往表现出地域、网络和跨国等基本特征。对于以陆域为中心的垂直统治秩序而言，常常构成棘手的敏感问题，并成为一种潜在的挑战。同时，华人的通商网络，作为支撑着朝贡贸易体系的基础构件，不能不受到陆权中心的海洋政策及东亚国际体系的制约。另一方面，认同是随着民族国家形成及依西方国际体系原理展开的外交交涉过程而登上历史舞台的问题。虽然，历史上形成的认同意识表现出极为多重与多元的选择性，但是其核心，围绕着民族国家形成及族群定位为中心而展开。华侨华人认同意识显在化的主要历史契机，始于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胎动，以及一九四五年以后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建立。如果说，多重认同理论，为新的国民身份下的族群文化与经济定位提供了可能，那么，认同的文化分割理论，则试图为全球化场景下的认同找到根据。
网络与国家中的华人史时序列
华人史存在各种分期法，无论哪一种，都将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之前作为一个最大的分水岭——此前为华侨时代，此后为华人时代。这已成一种“定论”。这个分期点恰好位于新中国成立以及东南亚民族国家独立期，从国家史观来看无疑是合理的。不过，如果从国家与网络的历史关系来看，华人史或许可以按以下四个大时期展开。
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
十九世纪后期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现在。
上述四个时期划出了一个历史的圆弧。到亚洲近代开港之前是第一期，其主旋律是亚洲区域内的传统贸易的形成与演进。华商与印度、阿拉伯商人等共同支撑了亚洲地域的传统通商网络;西方商人则参入其中。在第二期中，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劳动力市场的重编，华侨移民大量发生，形成了东南亚等地发达的华侨社会。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高潮。这一时期的华侨经济有效地利用了西方和近代的要素而获得扩展，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华侨通商网、金融网、移民网、信息网跨越国界，在与殖民地统治体系不同原理的层面上提供了东亚、东南亚地域整合的内在能量。在第三期中，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诞生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华人认同从中国向所在国转化，华人经济也力图选择组合进国民经济的框架，以此来谋求民族资本的定位。一九七五年，随着菲华国籍问题的解决，华人化的法律过程终于完成。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华人也大都入籍居住国。第四期，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东亚、东南亚经济的高度成长为背景，华人资本开始了新的国际化。九十年代，支撑着东亚、东南亚高度成长的原动力之一是旺盛的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的扩大又带来了贸易的扩大。华人的多国籍企业与日本、欧美企业一道成为亚洲区域内资金循环的重要能源，其不但刺激了投资地的经济成长，也促进了跨国生产、销售网络的形成，加速了亚洲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统合。
传统的研究强调的是上述第二、三这两个时期的不同。不过，对于贯穿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两个时期，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民族国家导向的一百年。该时期恰与亚洲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的兴起相重合，其前期表现为中国导向，后期表现为所在国导向，但是在寻求民族国家之中的历史定位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第一期和第四期具有共同的特征，后者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前者历史因子的复活和扩大。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活力，包括地域内部与地域间资金的集聚与流动，乡镇企业的发展等等，实际上是十九世纪以前中国传统民间经济活力的苏醒。而九十年代以来的亚洲经济成长，被认为是亚洲活力的历史性复活，其特征为，商人与企业家形成直接的网络，由此导致亚洲社会历史性地累积起来的商业、经济活动能量再次被激活，从而实现了作为地域经济的高度成长。
不同的研究也认为，十九世纪为止的亚洲地域秩序是横向的地域商人网络，此后，西方国际体系取代了这一传统的地域秩序，将之改编并纳入纵向的近代国家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发生了剧烈碰撞，不过，华商仍然及时地抓住了“西方近代”这一历史契机让自身的网络获得重组和扩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在莱佛士所构想的非正式帝国基础上，东亚、东南亚产生了香港与新加坡繁荣的贸易金融和移民中心，这一成功的关键在于帝国与华人网络的联盟。它也是英国法律制度（硬件）和华人企业家精神（软件）有机结合的结果。与此相比，日本对东南亚军政占领失败的一个原因，未尝不是由于切断了充满历史活力并发挥地域间多元横向联系的华人通商网络，造成军政占领区的鸟笼（Bloc）经济从内部迅速崩溃。
从中国和东南亚的经验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也许是强势国家对弱势网络的时代，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统一”结束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而一九四九年的新中国成立使得社会资源更加高度集中，宗乡组织等传统网络的生存基础被连根拔除。而新加坡建国后也面临了传统华人社会及其资源被边缘化的过程。马来西亚与印尼，国家与网络的矛盾透过种族或阶级问题变得更加政治化，并且酿成了重大社会冲突。八十年代以来，以原生性认同的强化和地方—全球化为背景，网络与国家相互接近，寻求妥协、对话与互利。当然，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即使是在国家强势的时期，被认为是高度纵向统合的所谓单一民族国家之内，网络仍然发挥了国家政策形成与推行的重要功能。例如，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成长来自于有效的产业政策，但是这一产业政策并非由政府官方单边主导下推行。各种学阀、地缘、血缘等非正式联携网络以及审议会、咨询委员会和业缘团体等中间组织介于其间，由此形成所谓的非正式联携网络。由此社会联携网络之互动不但形成了有效的产业与金融政策，更使行为者之间的信用增加，交涉成本降低、信息沟通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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