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当网络遇到国家
作者：廖赤阳 刘 宏
有关广义的东亚（欧亚大陆东部地域沿海、半岛及岛屿，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相当于海洋亚洲的概念）区域经济发展，以及所谓全球化浪潮中的华人网络讨论已持续了近二十年。但是，相对于效应评价及理论阐述而言，实证研究较为滞后。笔者以地域研究为视点，以网络论为途径，以海外华人为对象，试图就海洋亚洲的近现代史以及同一区域的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演变做出描述或解释。
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看，网络论是东亚经济上升期的产物。东亚经济的成长与衰退、危机与复苏，增加了对网络神奇功能的怀疑，导致了网络修正主义的产生。其次，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二十世纪，解释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是具有涵盖性的开发国家论（及其各种修正版本）。开发国家的典型形态，是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国家对市场强力介入，官僚治国以及以开发至上等等。开发国家论与我们所熟悉的地域网络论所描绘出的是两道相当不同的风景线。如何将这些出自不同视角的画面整合到同一时空的全景图中，需要对话与换位的思考。第三，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我们必须涉及到相当含混不清的所谓华人网络概念，对之进行横向的分类和纵向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就华人网络的空间概念做一整理，其间，涉及到地方、地域社会、跨国主义与全球化等理论。
对于网络的相关讨论，将围绕着以下两个基轴展开：网络与国家；地方化与全球化。
将网络与国家作为一对范畴提出来讨论，是一个重要的尝试。对民族国家通常有三种诠释：作为民族意义上的国家(Nation)、地理意义上的国家（Country）和政治意义上的国家（State）。对此，网络并不是对抗的，但上述三个层面都表现出相反的特征。首先，网络往往建立在“原生性认同”（Primordial Identity）基础之上。具体地说，构成华人网络的一些基本资源，是地缘、血缘、业缘、神缘、学缘或族群等关系，而国民身份认同对于华人网络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其次，主权与国境对于网络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网络空间恰恰以越境和跨国的横向联系为特征。最后，相对于制度、权力体系和上层建筑，网络更多地属于社会空间，形成与运作于民间社会，有时甚至被称为“非国家空间”。
滨下武志将网络定位于组织与市场之间。这有助于了解网络和国家的关系。如果在理论上将市场看作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的开放型体系，那么，组织就具有排他性、均质性与阶层性的垂直结构。而网络恰好位于两者之间，网络的中心性越强就越接近于组织，反之则越接近于市场。在历史上，国家与网络或是发生摩擦冲撞，或是寻求接近与协调，这种关系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深刻影响了十九世纪以来海外华人史的展开。
王赓武认为，从中国的学术与政治传统来看，“地方就是指中央以下的行政区”。而从海外华人研究的角度看，地方或是不同的侨乡，或是中国的聚居地本土，或是华人居留地，不同类型的华人社会以及华人所处的不同社会。其重要意义在于具有各自的“独特性”。而全球化的一个解释是“日常生活体验在地球水准上的标准化过程。其以商品和想法的扩散为特征”。从上世纪后期至今，两者的同步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文化与信息消费的世界一体化和均质化，另一方面，被纵向统合到民族国家中的地方特征和地方自主性随着全球化过程迅速复苏。全球化凸显与重塑了地方性，而地方性往往成为全球化的推动力。这一同步过程被称作“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
日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起就开始了社区营造运动。八十年代以来，通过“传统创造”（Creation of Tradition，Reformation of Tradition）表现出来的地方特性的复活趋势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在谋求地域市场网络形成和观光产业发展的东亚和东南亚各地都可以看到。薮野三将此定义为“地方主导”（Local Initiative），他认为这意味着将国家相对化，以地方为核心创生跨越国境的历史、文化、生活和政治之新空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积极扮演华人网络的组织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主办了各种华人团体的世界联谊会议。其中大部分是由各地方政府参与主办的世界性同乡大会和宗亲大会。华人以地缘与血缘团体纷纷建立起其世界性组织网络，这些地方性和原生性认同以全球化为动力走向全球化。
海外华人研究的中心与边缘
海外华人研究学科基本建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就研究对象而言，虽然无论是称谓还是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中文语圈所使用的“华侨”、“华人”、“华裔”由于其含义简单明快而被普遍接受。显然，这是以特定的民族国家为圆心而构成的多层次同心圆——圆心内是华侨（制度范畴）、圆周是华人（文化范畴）、圆周外是华裔（自然范畴）。
就横向的空间分布而言，华人研究被人为地划分为各国别华人研究，以此为基干，向上延伸，统合为某一特定区域的华人史（如东南亚华人史，或东南亚华人经济、教育等专题研究），乃至于世界华人通史。向下细分，衍化出国别华人经济、文化、教育等专题研究。在此基本间架下，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国别华人研究及国别华人专题的专家。
就纵向的时序结构而言，最重要的时代分期，被设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初期之间。因为这是区别华侨还是华人的分水岭。不过无论华侨还是华人，都是以其民族国家指向性为根据。前者为中国导向，而后者为新兴民族国家导向。
不过，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中，上述传统模式，无论在东亚、东南亚的历史还是现实两方面，均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而周缘模糊且极具可塑性的网络论，恰恰成为粉碎以国家史观为中心的，境界分明而又强直的华侨、华人史观之利器。不过，网络论的泛滥，显然又导致了理论空洞化的危机，而且，有关的研究中产生出诸如网络还是组织，制度还是非制度，地域还是国家，海洋还是陆地，流动（Flow）或是收缩（Stock）等对极化的两分模式。
在所谓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华侨华人的研究范围也急剧扩大和多样化了。一方面，国家受到地方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冲击，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反而与地方意识、族群认同和宗教精神等等一道被强化。从资金、人口、技术、资源、文化、犯罪在全球范围的频繁而又大规模地移动和再移动，意味着地球本身的侨乡化。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的“华侨化”和某些城市的“唐人街化”在急剧进行，国内人口的频繁移动，跨越边界的社区形成，使得研究中国本土足以成为研究海外华人的一个范本。这一情形，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学者试图通过海外华人研究解读中国本土的历史状况之反转。“离散”（diaspora）的时代，所谓的华人研究范围越来越广，其问题意识和研究课题也越加分散。从边界的日益模糊甚至是消失的危机中，产生了寻求新的中心性整合和学科“勘界”的强烈动力。有关建立华侨华人学的各种构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不过，这一努力有可能导致一个更大的危机，那就是，中心的确立和强有力的边界主张，将使华人研究失去其边缘性、多缘性、流动性与可塑性。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正是这一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研究意义之所在。
网络批判与“找回国家”
七十年代以降，亚洲四小龙及中国大陆等地的经济成长举世瞩目，而其增长基因与其说来自于国民经济体系内的基干产业，毋宁说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出口加工业，投资及地域间的人口、信息、资本、物资、资金流动的活性化。但该地域经济的活力已不仅来自于美国及日本，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内部自发的能量。华人资本正被视为这一内在能量的集散中心。而且，亚洲地域的华人经济活动，是构成其全球化活动的重要一环。对于亚洲的经济成长，继八十年代盛行的儒家伦理这一价值软件之后，九十年代，韩格理（Gary Hamilton）等人试图以华人网络论作为社会结构、行为方式和观念的硬件，以网络为中心概念来研究不同于欧美企业类型的华人企业、经济及其社会活动，并进而构筑亚洲型资本主义的框架。此后，围绕着华人网络及其所处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等外在环境，以及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等内在特征对于亚洲经济发展的功罪问题，论争激烈。而这一问题不仅局限于对当时亚洲现状的认识，更涉及对亚洲历史认识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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