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梅枝下的香事

作者:永 宁




  海舶来,有一沉香翁,剜镂若鬼工,高尺余。舶酋以上吴越王,王目为“清门处士”,发源于心,清闻妙香也。
  最清楚地说明,外来“海舶”到达中国海港的时候,所带来的,是已然加工好的成品。异域海船携来交易的货物中,有香山子、香料雕制的小型佛像,以迎合中国市场的趣味,这,当然是不应被忽视的信息——特别是在习惯以贸易规模作为文明指数的今天。
  另外,《清异录·薰燎门》中还谈到了“龙脑着色小儿”:
  以龙脑为佛像者,有矣,未见着色者也。汴都龙兴寺惠乘宝一龙脑小儿,雕制巧妙,彩绘可人。
  “以龙脑为佛像者,有矣”一句显示,用香料刻成的小型雕像,在那一时代并不少见。有意思的是,花蕊夫人一首《宫词》道是:
  春日龙池小宴开,岸边亭子号流杯。
  沉檀刻作神仙女,对捧金尊水上来。
  按照诗的描写,孟蜀宫廷中仿效前代的“曲水流觞”雅集活动,但是,这里彰示的与其说是风雅,不如说是奢侈——用沉香、檀香雕成女仙像,捧着金杯,立在浮板上,从水上漂来。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这些记述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对于珍贵香料的这样一种奢侈消费方式,一直沿袭到了明清时期。如果有机会接触文物,就不难看到明清时期用天然香料雕制的佛像、扇坠、手镯、扇面一类玩器。相应的,我们在明清文献中也会读到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如明人文震亨《长物志·香茗·伽南》:“此香不可焚,焚之微有膻气。大者有重十五六斤,以雕盘盛之,满室皆香,真为奇物。”清代宫廷里,类似的做法更是普遍,如雍正二年造办处记录“本年活计”中,有“伽南鸳鸯暖手、扇器、山子”等等。(《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因此,唐宋时代的类似记载其实并不应该让人多么的惊奇。重要的是,以《清异录》为代表的唐宋文献,显示了今人所不熟悉的一种世界景观。在所谓“大航海时代”之前,辽阔的印度洋与南海的海面上,显然并不像今天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原始和荒凉。
  唐宋文献中“香山子”与彼时现实生活的关系,可以说搞清了。那么,“青锦地衣红绣毯,尽铺龙脑郁金香”,以及其他这类奇妙“记闻”,又该如何看待呢?《清异录》中还有两则吸引人的逸事:
  中宗朝,宗、纪、韦、武间为雅会,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惟韦温携椒涂所赐,常获魁。(《薰燎门·斗香》)
  李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内香燕(宴)。凡中国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饮、佩带、粉囊,共九十二种,江南素所无也。(《薰燎门·香燕》)
  同样的,很难辨定这两条记载究竟是史实还是传说。但是,要注意的是,与《清异录》约略成书于同一时期的《源氏物语》中,其《梅枝》一节,恰恰演绎了非常相近的情节——斗香。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样的文学现象?是中国的宫廷和上层社会中真的有过“斗香”活动,风气传到了日本?或者,“斗香”在中国就是被想象出来的故事,而紫式部把它接了过去,铺敷成异常幽美的一段情节?如果是后一种可能,那么,“斗香”作为一个被文学家们不断复述和转写的“原型”,是中国本土的发明物,还是像那香山子一样,“并出舶上”?在西亚和南亚的古代文化中,甚至在更遥远的古罗马文化中,是否存有它的种子?
  关于《梅枝》之“斗香”情节是写实还是虚构,日本学者一定有极深入的研究。从中国文献的角度来看,只要对洪刍《香谱》以及宋人笔记、诗词稍加留意,《梅枝》中的很多细节就显得非常亲切熟悉。在宋代,士大夫们凑在一起,拿出自己得意的香品,焚一炷,大家一起欣赏其妙气,品评高下,是“雅集”中的流行项目。当然,这是士大夫间举办的小型活动,不具备《清异录》和《源氏物语》所述那样奢侈的规模。“海舶”年年海上来,显然并不仅仅是贸易、经济上的盛事。一旦把《梅枝》放到彼时世界的大格局中,读起来又添一层新的感受。
  这样的阅读与探究,当然不是要偏离文学的轨迹,举证中古时期东亚地区贸易如何发达等等经济史上的事迹。花蕊夫人和紫式部都是宫廷内的贵妇,她们的写作当然属于典型的“闺中的写作”,局限于宫廷或贵族府邸内的风花雪月。然而,仅仅拈出“斗香”与“洒香”这两个情节,我们就发现,所谓“闺中的写作”并不一定自我封闭,格局狭小。特别是紫式部,仅仅《梅枝》一节就足以显示出她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过人天才,花蕊与之实在无法相比。在公元十一世纪,紫式部敢于写出一个女人的性幻想——虽然这性幻想在我们今天看来很荒唐,很可笑——并且把她的性幻想铺陈发扬,筑成一座七宝楼台,一点不觉得畏缩害羞,这真是了不起的超人之举。但是,更了不起的是,她在描写心中的理想国的时候,以罕有的天才,为一个辉煌的文明时代做了传记,或者,更应该说,她把这个时代关于“文明”的想象推向了巅峰。即使读《梅枝》的中译文,也不难感受到这一章节的幽情雅趣之动人。然而,一旦约略了解她所生活时代的世界文明的大格局,就更能感受到其笔下的千钧之力。紫式部不可企及的地方在于,她把一个时代在世界范围内所达成的物质与文化成就,转成了催动文学起航的燃烧剂。“每幸诸阁,掷龙脑以辟秽”,“宗、纪、韦、武间为雅会,各携名香,比试优劣”,“沉檀刻作神仙女,对捧金尊水上来”,如此精彩的题材,在张邦基、陶谷、花蕊笔下,都只是当作逸事趣闻而一笔带过。唯有紫式部明白,恰恰该在这些个地方停住,做足工夫。这,就是一个大作家与一般文人的区别之处。
  (《墨庄漫录》,[宋]张邦基著,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二○○二年版,24.00元;《清异录》,[宋]陶谷著,《全宋笔记》第一编[二],大象出版社二○○三年版,26.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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