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今天，“人文”纪录意欲何为？

作者：吕新雨

　　今天，任何社会中的大众传媒都未曾停止过制造它的国家话语。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现代产物，它的意识形态认同其实需要征用和转换传统的认同资源。“徽州”、“江南”讨论的其实都是地域认同的问题，而这种地域认同怎么转化成今天的国家认同，是需要仔细分析的。“徽州”和“江南”之所以成立，其实是包含了传统中丰富的地缘、血缘、宗族以及文化认同的成分的，这种地域认同不能简单等同于今天全球化背景和民族国家背景下的地方认同，但的确存在着转化的可能性，殊不见，“徽商”和“晋商”就被上升为民族传统中“商业文明”的代表。因此，不仅仅是这些片子本身，更是片子背后关涉的那些具体而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脉络决定了我们的注意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单纯地强调“个人”、“民间”或者“体制”都不能有效地解释问题的复杂性。民族国家的崛起，既全方位瓦解了传统认同资源的结构性存在，也制造出现代人在认同问题上的结构性匮缺，所以尼采说现代人总是饥肠辘辘，总是寻找着古人的残羹剩炙。而这样的匮缺是需要填补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大众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都在乘虚而入，传统的认同资源也因此不断地被政治和市场转换为新的符号生产。问题是，在这两者已经构成垄断性话语的空间里，人文纪录片能否开辟出新的可能性来占领一个自己的位置？——既是抵抗的位置，也是建设的位置。
　　在这个意义上说，形式的意义，恰恰不是形式本身，而是为了打开不同的话语叙述的可能性。我们对解说词、叙事本身以及叙事者位置、摄影机位置等等的反省，都是为了打开历史和现实的空间，反抗封闭和专制。新纪录运动的一大贡献是强调影像独立建构的功能。这既包括摄影机自身的暴露，以此来说明它对影像建构的基础；也包括刻意隐藏镜头的叙述，来表达更“客观”的价值判断。这样的思考还应该包括利用电脑、动画等新技术与纪录影像本身的建构结合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希望中国的纪录片能够对历史和自我认同开放出更多的视角，开辟出更多的可能性，来反观我们自己身处的位置，并以此来建构我们对今天的理解。
　　《江南》、《徽州》的解说词被认为是文学的，太文学了。这使得文学性与电视的关系再次成为话题。但其实这是一个老话题，我们曾有过文学和话剧、文学与电影的争论。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理解文学，文学不仅仅是语言的华彩，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把文学建构成一种视野，一种解释世界的视野。中国传统社会对文学的理解，从来都是着重它的功能性；西方古典社会也是如此，所以柏拉图要从理想国中把诗人放逐出去。西方启蒙时代之后，文学才开始获得它的非功利性和独立性。所以，我们也需要把文学本身放在历史的脉络中讨论，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人文”指的是“诗书礼乐”，——文学本来就内在于“人文”。“江南”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唐诗宋词建构出来的，但是，从唐诗宋词的视野里眺望，叠印的却满是文人政治理想的失意、外族的入侵、社会的动荡和山河的破碎。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纪录片”应该是通过人文的视野，让我们看到“心事浩茫连广宇”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与“天下”的关系，“观乎人文以化天下”，——那种心灵和人的世界息息相通的感应方式，其实就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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