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人文何种历史？
作者：程 凯
这里所谓历史的想象力和现实的理解力指的是那种在复杂关系中建立起理解模式的能力，而这两者是相互激发的。问题是，影像作为一种从不解释自身而又具备自足逻辑的表达方式如何成为有效进入历史的工具？在这一问题上我常常想起法国纪录片导演朗兹曼的经验。他在拍摄反映犹太大屠杀的历史纪录片《浩劫》时曾吃惊地发现：在臭名昭著的集中营特布林卡的邻近存在一个同名的村落，即便是在集中营高速运转期间两者也一直和平共处。朗兹曼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个村落的存在和他对村民们的访谈，并由此奠定了整部纪录片的叙述基调。这样的事实在历史文献中是不会出现的，或者说出现了也不会引起注意，只有当你亲眼看到它时才会感到难以置信。事实上，存在于历史文献中的大屠杀早已作为一种非正常的、庞大的、难以触摸的“事件”被赋予意义。这同时意味着它被从活生生的历史中抽象出来、隔离开来。它的不正常、被指责恰恰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正常与安全。而朗兹曼的影像和采访记录使得其中被掩盖的历史联系暴露出来：大屠杀不是对立于日常生活的，它就发生在日常生活旁边，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而这种现实今天甚至仍在延续。在这样的结构中，特殊的历史事件和所谓“正常”的生活不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同时受到质疑。影像表达在这样的运用中真正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历史性，摄影机在这里成为反抗“抽象历史”的有力武器。
因此，一方面，在进入历史的前提和影像特征之间包含着某种意义上的冲突，影像与历史的结合并非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但另一方面，影像又的确可以成为撕破模式化理解，呈现真正进入历史的契机的工具。虽然“人文纪录片”不是单纯的历史纪录片，但如果说今天“人文”名义下的历史讲述不单出于好奇的目的，而是要重塑一种传统，整合新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的话，那么这样的历史讲述一定不能是现成的、服从于当下惰性逻辑的抑或是制造和消费历史知识的。
今天方兴未艾的“人文纪录片”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制作经验，不过，更需要开拓和积累的还是对历史、传统、文化、现实新的理解和整合它们的方式。因此，有必要警惕的是过快地走到模式化、规模化的道路上去，从而忘记了“人文纪录片”最初的出发点——那种对生活缺乏诗意的不满、对“娱乐至死”的不满、对单纯纪实的不满，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重新讲述历史和传统的抱负，对以电视为媒介重塑人文的抱负。也许应该不断回到这些原点，以更朴实的方式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开辟出一条能将现实、历史、传统、文化有效联结在一起的道路。那才能真正配得上“电视人文”自身的抱负和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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