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并无传奇的尴尬
作者：倪 伟
在讲述农民进城故事的众多作家当中，荆永鸣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自从二○○○年开始创作“外地人”系列小说以来，他发表的十来个中短篇小说，讲述的全都是“外地人”在北京的故事。在当今文坛上，像他这样专注于一种题材类型的作家可并不多见。这大概与他本人的经历有关。一九九八年，他辞去公职，从内蒙古来到北京，开起了餐馆，从而得以接触到许多处于生活最底层的“外地人”。在这些背井离乡的“外地人”身上，荆永鸣发现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他们的烦恼、迷惘、乡愁和渴望，都常常使他感受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外地人〉自述》）。也许正因为有这样丰富的生活经验做底子，荆永鸣的小说显得较为瓷实。和别的作家不同，他讲述的农民进城的故事毫无传奇性可言，全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平平淡淡，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比如《抽筋儿》，说的是发生在外地农民和有钱的本地人之间的一场纠纷，“烧饼”的自行车被本地人“板寸”的桑塔纳追尾了，面对气势汹汹、欲拎砖拍人的“板寸”，平时窝窝囊囊的“烧饼”竟然拿起了肉铺的尖刀，吓退了“板寸”。类似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自然并不鲜见，但这篇小说巧妙的结尾却给这件稀松平常的琐事赋予了一种文学的意味：“烧饼”从此以后就落下了个病，两只手老是抽筋儿，几个指头呆着呆着，就吸到一块儿去了，掰都掰不开……这就把“外地人”内心的屈辱、辛酸和惶恐都给写活了。
荆永鸣的小说几乎都有这么个特点：不追求故事的传奇性，也不过多渲染农民工的苦难，而是平静地叙说他们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通过一个个毫不起眼的细节来刻画他们遭受的内在精神创伤。这些精神伤害都是日常性的，本身似乎微不足道，但唯因它们是日复一日地累积起来的，所以才显得尤为沉痛。
《大声呼吸》便很能代表荆永鸣的这种创作风格。这部中篇小说仍然沿袭了他熟悉的题材，围绕着一家小餐馆展开了一主一副两条线索的叙事。主线叙述的是来北京开餐馆的外地下岗工人刘民的故事，写他在参加社区歌咏活动过程中碰到的一些窝心事。副线说的是刘民店里的伙计王留栓和他妻子的故事，他们在城里遭受了种种难堪的屈辱。与荆永鸣以前的作品相比，《大声呼吸》突出的变化，是第一次把叙述的焦点定在了餐馆老板身上。在他以前的作品中，餐馆老板通常是作为叙述者出现的，比如《北京候鸟》中的叙述者“我”，就是一个外地来京发展的餐馆老板，通过他的视角叙述了来泰这个新时代的“骆驼祥子”在北京奋斗终至失败的故事。叙述视角的转变往往意味着观察世界方式的改变。以餐馆老板为叙述者的那种叙述视角与荆永鸣个人的观察视角大体上是重叠的，其优势在于真切、自然，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作家的个人生活经验，但观察距离的拉近也往往限制了叙述视野，使作品的重心几乎都落在了故事层面，而叙述层面的意蕴则不能得到充分开掘。即以《北京候鸟》为例，这部作品虽然颇具震撼力，但其悲剧力量基本来自来泰的故事本身，而未能更多地借力于叙述，因而不免让人觉得少了些可以涵咏的余味。《大声呼吸》则采用了更后设的叙述视角，从前的叙述者如今也成了故事的主角，这样安排与其说是想借刘民这样的“小老板”来反衬处于最底层的“外地人”生活之艰难，倒不如说是反映了作家本人想法的某种变化，即有意识地通过拉远叙述距离来淡化小说的故事性，把重点移向对日常生活琐事的叙述，借此来擘析社会生活的肌理。
在一篇创作谈里，荆永鸣说他笔下的人物差不多都处在不同的“尴尬”里，以至于“尴尬”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了他小说里的一种符号。“尴尬”可以理解为进退两难，举止失措，是既与环境也与自我相疏离的一种状态。在《大声呼吸》里，这种“尴尬”首先表现为一种丧失个人空间的困厄。刘民和秀萍夫妻俩虽说人在北京，但那儿却并没有他们的“家”。他们居无定所，前后搬过好几个地儿，总是逃不掉歧视和排斥的目光。好不容易租下个房间，隔壁的老头儿却有心脏病，听不得一点响声，害得刘民他们干什么事儿都得敛气屏息，连想放声痛哭都得坐车跑到郊外的野地里。比刘民他们更惨的是王留栓。他和老婆来城里几年，一直就找不到一个夫妻俩单独相处的地儿，偶尔想亲热一下，就只能去城郊的荒地毛毛糙糙地“闹碴”一回。在给女演员的新房子搞清洁的时候，他们总算逮到个机会可以避人耳目地亲热一下，却被女演员撞个正着，惹下了大祸，王留栓丢了工作不算，身心还大受刺激，落下了个病。
人与空间的关系其实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折射，“外地人”在城市里个人空间的缺失所揭示的正是他们的基本生存状况：尽管生活在城市中，但对于他们，城市却仍然是一个排斥性的、压抑的空间。荆永鸣很善于在空间场所上做文章，他的不少小说都描摹了“外地人”在城市空间场所遭到挤迫和威胁的现象，比如在《走鬼》、《纸灰》、《抽筋儿》、《白水羊头葫芦丝》等作品中，街道都是主要的故事场景。街道是城市中最主要的公共场所，它本应是一个安全的交往空间，但在荆永鸣的笔下，街道却是一个梦魇般的空间，它带给“外地人”的往往是惊恐、屈辱的记忆。在《走鬼》中，在街上摆摊的“外地人”成了城管们奋力捕捉的“鬼”；《纸灰》中，半夜在街头烧纸祭奠父亲亡魂的民子一家被收容了，差点儿给遣返回老家……在《大声呼吸》里，荆永鸣又把笔触伸向了街区公园。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街区公园逐渐成为中国城市中最主要的公共场所，但有趣的是，正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街区公园的“公共性”却反而降低了，有钱有势的人住在郊区别墅或花园小区里，自然不屑于去街区公园跟穷人们扎堆儿，他们的活动场所是更为隐秘的空间，在大众的视线之外。就这样，街区公园成了城市贫民阶层主要的活动和交往场所，在此出没的都是些已退休的老年人、无事可做的下岗职工，或是在城市中没地儿可去的“外地人”。“外地人”的地位当然要更低一些，他们去公园也就是瞎溜达、看个热闹而已，唱歌、扭秧歌那是城里人耍的乐子，真要掺和进去，难免会遭到城里人的歧视。就像刘民，虽说在音乐上才能出众，可还是免不了遭到城里人的羞辱。刘民本以为在公园里唱歌是不分什么城里城外的，为此还责怪妻子秀萍思想不开窍，但事实却证明，城里人和“外地人”终究玩不到一块，在“外地人”面前，城里人总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这也喻示了城市其实是一座“外地人”永远无法闯入的城堡，而他们在城市空间中的无处容身，其实也象征了这一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小说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刻画亦颇见精彩。荆永鸣的小说一般不刻意去渲染现实的严酷，他的故事及叙述都极为本色，朴实平淡，有生活本身的温热，却于温热中透出一丝悲凉。《大声呼吸》里同样没有什么激烈的、戏剧性的冲突，里面的人物都是极普通之人，没有谁坏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就连那个趁机侮辱了带弟的家政公司老板，也不是全无人性，在带弟的恳求下，他尽管不那么情愿，却还是拿钱把王留栓“保”了出来。可这些普通人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跟刘民一起在公园里唱歌的城里人，虽说大多数都没有表现出看不起刘民的样子，但当老胡用一句看似俏皮的刻薄话当场羞辱刘民的时候，他们却都哄然笑开了。不光是城里人难以体谅“外地人”的苦楚，就是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外地人”中间，也同样缺少理解和同情。王留栓情绪那样反常，明摆着是出了什么事儿，但刘民他们愣是一点都没察觉，光是埋怨王留栓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店里的伙计们明明知道王留栓精神上受过刺激，却老爱拿“我受过刺激”这类话来互相取笑，完全不顾及这么说会伤害到王留栓。在境遇相同的人之间尚且如此，可见人们确乎失去了去同情地理解对方的意愿，每个人的心都有点冷，有点硬。不仅如此，人们似乎已习惯于从最坏处去揣度别人的行为动机。刘民和秀萍坐车去郊外透气儿，出租车司机却认定他们是要到野地里偷欢；王留栓带走了一把菜刀，店里的伙计就认定他是贪小便宜。在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相互信任，而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第一反应是自我保护，为此甚至不惜伤害更弱者。就像那位跑龙套的女演员，虽然在生活中也是个可怜的角色，但一旦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就歇斯底里地要把王留栓他们往死里逼。这就是《大声呼吸》所描画的人际关系图景：每个人似乎都不缺乏起码的善意，却不愿去善意地、同情地理解对方，他们龟缩在自我的狭小天地里，盘算着自己的那一点利益得失，他人的苦难顶多只能激起他们的一种虚妄的道德热情，使他们因为拥有一种空洞的怜悯而自诩为“好人”。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在各自的生活中所深切感受到的一种现实吗？正是在这里，《大声呼吸》不动声色却又犀利地剖开了当下社会的一个精神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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