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循康德、马克思前行
作者：李泽厚
德国古典哲学一向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领域，然而近十余年以来，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后现代以及各种“后”思潮盛行一时，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也许很大程度上已沦为只是专业研究的“饭碗”。您此次修订再版《批判哲学的批判》强调重温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关怀，应该说是有所针对吧？
答：上面说过，我不是康德专家，康德成不了我的“饭碗”，说话的自由度因之就大一些吧？我以为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一传统所提出有关人类（从而个体）命运问题，比后人包括比今日的学术明星所提出的问题和论点要坚实和重要。我去年已说，福柯、德里达比马克思差远了，更无法比康德。康德追求的普遍性由于先验理性的形式主义，缺乏人类的生存发展这一现实物质根基，转而为黑格尔以绝对精神追求特殊的现实性，以致将普鲁士王国作为最高伦理境地。今日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可能正可作为解读康德所追求的普遍性的真实基础，而法治基础上的世界公民社会和个人禀赋的自由发展，则可成为对全球未来的理想性展望。
我所提出的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也正是由这一历史进程而提出，是承接这个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传统而来，如上面已提到的大我小我问题。但我结合中国传统，增添了两点补充，一是“度的艺术”，在二律背反的悲剧进程中强调主动掌握不同时期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合适的“度”，以对待、处理效率与公平、放任与控制、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等等问题。另一是融合“太上立德”的中国传统回归康德，突出道德有独立的绝对价值，而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把道德归属于历史的相对伦理主义。个体小我也将在这里更加显出自己的光辉。
如果说有所“针对”的话，那就是针对以破毁一切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但也不赞成否弃启蒙回到柏拉图古典世界的西方保守主义和中国的三纲、恋古的国粹主义。我仍然坚持建设的哲学，继承启蒙理性，结合中国传统，去其弊病，以历史的态度，为争取一个光明的人类和自由的个体未来而努力。这也就是我说的“人类视角，中国眼光”。
5.由“文化—道德的人”这一德国古典哲学中心关怀，我们还可从另一个方向延伸出一些问题：康德“道德的神学、理性的宗教”这一思路对港台地区新儒家（比如牟宗三等人）似有深刻影响，牟宗三就非常注重康德哲学，大讲“道德形上学”、道德至上；针对自然与自由的分离对立，强调“心体”即“性体”，着力论述道德秩序和宇宙秩序的圆融。而您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性诠释，一方面突出历史的（生产）实践，另一方面则注重情感—直觉，强调以审美境界作为调和与融通，在对康德哲学的诠释、对中国传统的诠释等方面都和港台新儒家极为不同，并对港台新儒家颇有批评；您由此还提出“西体中用”、“儒学第四期发展”等论述；当然，您的论述也遭到青年学者的批判，比如刘小枫就强有力提出绝对超越的、“拯救”的神性，并批评港台新儒家的道德理想实质乃是历史理性，而您的审美境界实质是漠视人世苦难，以审美之名遁入“逍遥”之途。——对这些问题，您现在的看法如何？
答：使我非常惊异的是，下了大工夫，翻译了三大批判的牟宗三，却对康德哲学的基本概念做了完全误解或有意歪曲，如“智的直觉”和所谓“内在超越”。“内在超越”我在《说儒学四期》一文已说，此处不赘。“智的直觉”我在《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一文说：“康德是排斥神秘主义的，康德认为只有上帝才有无分本体现象的智的直觉，牟宗三强调人也有。康德是讲认识论，牟宗三把它搬入伦理学，即道德形而上学。从而牟的‘智的直觉’并不是认识、逻辑的理性问题，而是有关道德—宗教的根本底线的神秘经验。”（《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二○○五年版，96页）康德虽主张道德的神学，却坚决反对神学道德论，反对把理性律令的道德与宗教、神秘经验混为一谈。这也正是我要强调区分宗教性道德和现代社会性道德的原因之一。前者是私人信仰（私德），可以“上通”神秘经验，后者是公共理性（公德），应与任何宗教和神秘经验无干。这便是我讲的“权利优先于善”；“善”（不同的宗教或文化有不同的“善”的观念和准则）可以范导但不可以构建现代“权利”。这大不同于牟宗三将二德混为一谈，固守传统由“内圣”开“外王”。
中国是巫史传统，所以是“一个世界”、“天人合一”，不同于强调灵肉分割的两个世界，从而乐生、庆生，并不认为在这个世界中的生存是“原罪”，必须因此而求拯救或赎罪。中国传统非常关注这个世界的现实苦难，“民胞物与”，“救民水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希望在地上建立理想的大同世界，并不只求或专求个人的灵魂不朽、精神超越之类的赎救。
我的“吃饭哲学”正是针对这些大讲“精神生命”、“灵魂拯救”、“心性超越”而轻视、漠视、鄙视现实物质生活而发，我有意用了“吃饭”这种“庸俗”“粗鄙”的词语、概念，来起刺激作用。我说我是“活学活用”维特根斯坦，语言的意义就在使用中。“吃饭哲学”如同我提出的“西体中用”（针对“中体西用”）、“儒学四期”（针对“儒学三期”）一样，它们起了词语的刺激作用，也展示了它们的重要内涵。总之，我认为，讲生命首先便应讲人们的物质生命即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人必须先活着，有物质生命，才可能有精神生命和灵魂拯救之类。而且这“精神生命”、“灵魂拯救”，按照中国传统，也不一定是皈依上帝或某种宗教，而可以是审美的天地境界。这境界因为“以美储善”，包含“知其不可而为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巨大的道德心性和牺牲精神，便远远不只是感性的愉悦，更不是无情感的逍遥。
6.依我理解，您三十年前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孔子再评价”（一九八○年）等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文字、《美的历程》（一九八一年）等等著述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一个思想整体，您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关联着对中国思想传统的独特诠释。近年来您有关“历史本体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巫史传统”、“情本体”等主题都有更为丰富的论述。一方面批判性地把握西方思想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中国文明未来发展进行创造性思索……您似乎特别强调“批判性”、“创造性”？
答：对。怀疑、批判，创造、建设，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康德的批判哲学是为建设普遍必然的科学和道德奠定哲学基础。我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不敢说是奠什么基础，但是向这一目标而努力。我提供的好些概念，就是这种基础性的哲学视角，虽然常常语焉不详，但仍有所论证，主要旨意还是清楚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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