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廿年辛苦，披沙拣金

作者：姚新勇

　　粗翻《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为避免“民族”一词语义的含混，下文将尽量以“少数族群”、“少数族”替代“少数民族”或“民族”；而作为转引，则在“少数民族”或“民族”等词语上加引号），感觉它似乎仍然沿袭了原有“民族文学史”的体例，并存在不少相似的问题。例如：第一，仍然是按时间、族别、体裁、作家地位的高低等“自然因素”平面铺展式地来安排章节。第二，缺少对所论对象的系统的综合研究。第三，还沿袭了不少老套的思路与提法。而且由于缺少对一些传统思路和提法更严格的思考，以及平铺式安排章节的原因，造成了一些地方的行文脱节甚至自相矛盾。例如“民族文学”批评传统的惯例是，好肯定、少批评，尤其是对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文献更是如此。《史论》按照这种惯例行文，在第一章和六章中高度赞扬了老舍先生一九六○年所做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是在七章第三节，却指出了此报告“忽略差异”将“‘不写异族情调’作为规约，把其他民族的文学规范当成模式，对民族文学创作的负面影响”（134页）。第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过分追求全面的问题，另外在确定论述对象的轻重时，也存在按职位和名声来定的情况，致使一些章节的安排比例失衡。例如，只懂汉语的作者实际无力把握非汉语的写作，不得不主要借助于二手资料进行相关的梳理，而对“民族语言”创作的整理、翻译与研究，又相当不完备，与此相关的部分都非常薄弱。如“藏族小说”一章，共三十六页，而当代藏语写作的内容，才不过两页。另外像《史论》的最后一章，“发展中的当代少数民族影视文学”，也非常薄弱，存在着显明的缺漏。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年《内蒙人民的胜利》问世，到一九九五年止，约有二百零六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被拍摄发行，而其中由“少数民族”人士独自或参与导演、编剧的至少也有五六十部，可是《史论》中，连只提了提名的影片算在内，也就二十多部。电影文学一章的总页数不过二十九页，而论述张承志和阿来《尘埃落定》的页数，就分别达十七和十四页。甚至像塞夫、麦丽丝夫妇这样杰出的蒙古族导演，竟然只字未提。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是我仍然认为作者以二十年心血铸成的皇皇一百三十万字的《史论》是有多方面突破的当代文学史著作。
　　《史论》的突破性明显地表现在对“论”的重视上，这是以往“民族文学”非常缺乏的。论著的题目冠之以“史论”，在体例上分成两卷，上卷为“通论”，下卷为“作家、作品”。不错，这样的安排是有些生硬，但《史论》并非是就论而论、就史而史。“通论”部分中有丰富史料的支撑，作家、作品的分析，也体现出对关键问题、审美特质的努力探寻。更重要的是，全书在相当程度上被统一于“民族精神”这一内在线索之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灵魂整体性。
　　当然“民族文学”对“民族精神”的追求，并不是作者的创造或发现。少数族群文学创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由“社会主义性”向“民族精神”为第一性追求的转变。而且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民族文学”批评界对此方向也有了明确的自觉（参见姚新勇：《追求的轨迹与困惑——“少数民族文学”建构的反思》，《民族文学研究》，二○○四年一期）。出版于一九九五年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关纪新、朝戈金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一书，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就是以“民族文学”的“民族性”的思考为中心环节的。然而“民族精神的追求”之于《史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理论与精神向度，更是丰富的历史现象的具体呈现。内在精神向度的贯穿，理论深度的追求，具体问题的细思，丰富历史材料的积聚，使得《史论》不仅突破了以往“民族文学史”的局限，更具有了重新考察历史、建构历史的激活性。
　　《史论》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广泛地参考了他人的研究，并给出了较为详细的注释。由于“民族文学”的边缘性和批评的相对滞后，“民族文学”相关的书籍、文章往往比较分散，缺乏公共阅读的提炼与集中，即使是研究者，有很多资料也难以查找。现在有了《史论》的提炼与集中，就方便多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大量“民族文学”的研究文章，往往是“领导报告体”、“导游图”式的泛泛而论，不大容易引起阅读者的兴趣和重视，常容易一掠而过，由此一些值得关注的东西就会从手边遗漏。而现在经由作者长期细致的积累、挖掘，原先那些或僻壤而居，或零乱分散，或无用而弃的材料，得以集体登场，意义就豁然敞亮起来了。
　　“民族文学”批评与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具有深度性的整体研究与富于穿透力的微观批评的双向缺乏。过去，这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理论素养的缺乏，而近几年来一批具有较新理论素养的中青年学者已经逐渐进入“民族文学”批评的前沿，理论视野的限制已大大降低，但无论是他们自身的阅读量还是研究界对原始材料的有研究价值要素的发现准备，都还相当缺乏。而《史论》的出现，则可以很好地填补材料方面的不足。《史论》对所论的众多作家作品大都分析较为细致，而且富于见地，突显了它们所包含的有价值的研究点。有心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很多可进一步系统开发的研究资源。例如根据“新时期”以来少数族群创作对“民族身份”的自觉追求这一方面，就可以进行按主题或按题材划分的族内或跨族性的研究；再如“民族文学”中双语写作的问题，也有许多可供系统、整体研究的线索；另外若想系统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回族、维吾尔族的写作中，伊斯兰信仰与中国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史论》中也披露了不少珍贵的线索。
　　《史论》不仅在少数族群文学领域寻求开拓，而且思维的触角也扩展到了汉族主流文学界。主流文学界，一直对少数族群文学缺少真正持续的关注，而在这些不多的关注中，也常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傲慢与偏见；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也常常是自说自话，缺少与主流文学对话的意向。现实中往往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墙将两者隔开。而《史论》则明显地表现出与主流文学对话的意向。这些对话既有正面性的引述，也不乏针对性的商榷；既有涉及单个作家、作品的具体问题的对话，也不乏宏观层面的思考。最为重要的是，对话是建立在多重支柱的基础上的：首先是“少数民族身份”的明确意识，其次是对“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主流文学相当的了解。这样就使得《史论》中所进行的跨文化对话，虽不是很多，但却颇为扎实有力。
　　比如，一般都认为“寻根文学”是由韩少功等汉族作家在八十年代中期发起的，甚至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一部文学史还说，“扎西达娃这个搭上‘寻根’末班车的异族人，在西藏那隐秘的岁月里寻觅陌生的死魂灵”。这当然“不仅偏颇，而且有史实差错。扎西达娃并非随波逐流之辈”，而且他的《西藏，隐秘的岁月》和《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都发表于韩少功《文学的根》之前。“因此，如果一定要把扎西达娃列入‘文化寻根’派，他搭的是‘首班车’，而不是‘末班车’。”再说“‘异族人’、‘异族文化’之说也不相宜，因为‘文化寻根’并不是某族人、某族文化的专利”（137页）。的确，《史论》以翔实的材料让我们看到，不少少数族群作家对本族群文化的追寻，不仅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而且直到现在还方兴未艾。所以，当代文学的寻根潮，不仅不能排除少数族群作家的贡献，而且他们才是寻根文学真正的主流。“何况，‘文化寻根’的得与失，也是应当全面考量的”（137页）。再如关于张承志的评价，作者就质疑了几位汉族学者的观点，其中涉及《北方的河》与亵渎黄河的第三代诗作《车过黄河》的比较；应该怎样准确地理解回族特殊的文化禁忌以及应不应该以阴柔性、非宗教性的汉族文化传统，去简单地指责《心灵史》过于偏激等。而对正面肯定“民族文学”言论的引述，作者也并非一概赞同。例如周政保先生曾经盛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则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在新时期起步较晚、且又少有这一领域的民族文学传统，但它奇迹般地站立到了中国长篇小说世界的前沿。”作者看出这一赞誉在所“使用的潜在标准上，似可以再商议。严格地说‘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世界的前沿’不止一个，因为当代中国文学是多语种文学，每一个语种都有自己‘长篇小说世界的前沿’”（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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