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曼布克文学奖的是是非非
作者：芮小河
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布克奖，非本土作家那些以多元文化或本民族文化、历史为背景，及时折射世界的复杂性、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不断被推出作为新的典范，相应的批评气候也受到影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就把像自己这样一度处于文坛边缘的作家能脱颖而出、进入中心的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多元文化、国际主义越来越重视：
(以前) 英国作家并不留意自己的视野是否国际化，他们可以写英国社会中最细微的生活方式，而这些生活方式必然能引起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的兴趣，因为英国文化是无与伦比的……那个时期已经结束，但英国人在“二战”多年后，才察觉到这改变……英国人明白了：我们不是宇宙的核心。我们只是欧洲北面一个闭塞的地方。如果我们要参与世界，就必须了解其他地方的文化。
这样看来，在英国努力朝多元社会发展的时期，加入到国际主义作家行列的一部分少数族裔、前殖民地作家频频入围、获奖，恰恰代表了英国文学从后帝国、后殖民时代的自闭中突围的潮流。
早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畅销书：七十年代的流行小说》一书中，一贯关注大众文化、因持非正统评论立场而颇受争议的约翰·苏特兰(后任一九九九年评委、二○○五年度评审主席)估计当时英美两国每年大约推出两千部原创小说，而只有四十至五十部小说登上畅销书榜，“一年之中充其量只有一部最终进入经典的行列，到达一切自珍自重的文学作品期待的圣殿”。
作品是昙花一现还是有幸成为经典，有待时间的考验。在出版物比之二十多年前成倍增长的今天，作家们在有生之年得到认可的几率微乎其微。布克奖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文学的赞助人和评判者，它的出现实在是作家们，尤其是一些具有潜力的无名作家们的一大幸事。
纵观一九六九年以来的获奖名单，有不少作家本来籍籍无名，在得奖后才声名鹊起。这其中的佼佼者又属奈保尔、戈迪默、库切等，他们在十年或数十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广为世界瞩目。许多作家都是在个人创作生涯才刚刚起步时就获得布克奖，比如戈迪默公认的代表作是后期《七月的人们》而非获奖作品《自然保护论者》，女作家基兰·德赛在二○○六年获奖的《继承的遗失》是其第二部小说作品，更有作家以处女作夺冠，如一九九七年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罗伊的《卑微的神灵》、二○○三年D.B.C.皮埃尔的《弗农少年》等，布克奖提携文学新人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折桂者也不乏文坛宿将，默多克、戈尔丁、麦克尤恩等获奖前已堪称英国重量级作家。不过，赫赫名声并不意味会增添获胜的砝码，洛奇、布拉德伯里等著名小说家入选决选名单却与大奖失之交臂；一九八一年，来自尼日利亚的新秀本·奥克瑞击败马汀·艾米斯；还有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四次入围，以至于报刊戏称其为布克奖“资深使女”（指涉阿特伍德早在一九八七年就入围的小说《使女的故事》)，第四次凭《盲刺客》在二○○○年夺冠，等等例证不胜枚举。
应该注意的是，布克奖始终还是处于西方视野关照之下，因为评审重任毕竟主要由来自伦敦的文化界精英人物担当，有些评委还具有专业背景。这些代表一个时期西方文化某一阶层的品位及喜好的评委决定初选、决选名单及获奖者。仅以近年的评审主席为例，丽莎·嘉汀（二○○二）为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约翰·凯利（二○○三)为文学教授兼评论家（也曾任一九八二年评审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为前文化大臣(二○○四)，约翰·苏特兰（二○○五）为伦敦大学教授。布克奖使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原本抽象的“他—我”关系具体化，对处于边缘的地方作家或前殖民地作家来说，获奖往往意味着得到以伦敦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权威的承认，而后者往往或抱有以“他者”镜像来确立变革中自我身份的心态，或深怀拓展英语文学发展空间使其成为“现代世界主要的文化力量”的愿望。因此，大奖的评选归根结底是意识观念筛选的结果。
多年来，布克奖的评选规则细节修订变动不断。应合近年来的改革呼声，新赞助商曼公司有意推行对候选小说资格的改革，使大奖面向美国作家，从而推进其国际知名度，扩大图书的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改革者主张布克奖应当面向所有以英语语言创作的作家，尤其包括美国作家，免其沦落为二流文学奖，称“如果布克奖要保持其文化遗产的奠基石的地位，就必须让美国人有参赛的途径”。支持这一主张者还断言英国作家有与美国作家竞争的实力。不过，反对的呼声亦此起彼伏，反对者主要担心的是美国作家在数量、质量方面的优势使得布克奖被美国化。一九八二年得主肯尼利便认为，如此的规则修改将使大洋洲作家获奖难度增大，他感叹道：“美国有如此之多出色的作家，谁能竞争得过托尼·莫里森?”嘉汀教授则指出美国作家取得参赛资格将是对“英国文化和传统的背叛”。在一片喧哗中，二○○五年二月，旨在奖励终生成就的“超级”国际布克奖候选名单出笼，十八位健在的用英文写作或作品被译成英文的作家，包括菲利普·罗斯、君特·格拉斯、约翰·厄普代克和米兰·昆德拉等一些世界文坛名家榜上有名，而三位评委最终投票给了作品传播范围相对小些的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德莱。
布克文学奖应运而生，催动英国文坛的边缘力量激流喷涌，促使英语文学创作向多元化发展。由于这一奖项与媒体相结合，电台、电视台、报纸连篇累牍报道评选进程，那些承载强烈的文化“他者”意识的严肃小说作品因而得以登上各大媒体的畅销书榜，进入商业流通，不但成为有形的消费品为众多都市居民所接受，而且产生社会能量，与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互动。理查德·托德教授在把布克奖置于消费文化中进行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从任何角度来看，布克奖(一方面)在商业运作、(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中都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作为一个成功的产业，布克奖的文化价值在于它推动了文学出版涉及的方方面面诸如作家、出版商、读者、销售商等的发展，使作家行列新人辈出，激发出版商、销售商推介无名作家的积极性，扩大文学受众的范围，从而影响着小说的写作、阅读和出版方式。根据历年来的那些得奖及入围作品，便可以一窥当代英文小说发展的轨迹。相比较之下，自一九八二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在读者心目中影响日渐式微，是否可以在运作等方面借鉴布克文学奖，推动我国文学出版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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