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曼布克文学奖的是是非非
作者：芮小河
英国书业界曾有着赞助文学作品且不以谋利为宗旨的传统并为之而自豪，即使在“二战”后相当一段时期，亦不屑于商业化运作促销图书，但在纯文学图书出版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终究不得不试图在不丧失原则的基础上，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寻求平衡。由来自乔纳斯·凯普（Johnath Cape）出版社的总编汤姆·马什勒牵头，书业界于一九六八年开始酝酿设立一项文学奖，以奖励年度最佳英文严肃小说，并引导文学读者的鉴赏活动。大奖以赞助商布克公司命名，最初称布克奖（Booker Prize），后因新赞助商加入，改称曼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以下简称“布克奖”）。设立早期，布克奖未能引起保守、怀疑的评论界及读者们的充分关注，一九六九年的第一届获奖作品已被人遗忘。不过，自八十年代起情况发生了改变，尤其是一九八○年威廉姆·戈尔丁的《航行祭典》险胜安东尼·伯吉斯的《尘世势力》，颁奖典礼第一次由BBC转播，轰动一时，布克奖衡量作品水准的权威性自此逐渐确立。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布克奖成为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桂冠，除了英国籍作家，越来越多来自英联邦其他成员国及爱尔兰、巴基斯坦、南非，母语非英语的作家闯入候选名单并获得殊荣。大量入选小说及获奖小说代表着来自不同文化、历史、信仰、性别的声音，布克奖成为众声汇集的舞台。三十多年来，布克奖的不少获奖及入围作品不仅为大众耳熟能详，而且进入批评家、学者们的视野，还被纳入文学选本，进入学校课程，被广为研读。由于布克奖在当代英语文学界的影响，其入选名单常常被视为衡量当代英语文学状况的敏感的晴雨表，被大家用来预测近期文坛的动向。
布克奖的问世正逢声势浩大的非殖民化运动，英国丧失了帝国地位，其各前殖民地纷纷赢得独立，清算、颠覆殖民主义的后殖民意识上升并蔓延，这一历史经验进入当代英语文学中，得到了布克奖的关注及认可。当有关“英国性”的定义一度模糊之时，小说中那些与英国渊源颇深、甚至渗入英国文化中成为定义其性质的前殖民地经历尤其受到重视，彼得·查尔兹所称的“六十年代以来英语文学最令人瞩目的转向”就是针对这一时期印度作家的英文小说、英国作家有关印度题材的作品数量持续增长、影响日益扩大而言。一九七一年V.S.奈保尔的《在自由的国度里》获奖，更成为这一重要现象的标志，作品虽然写的是某一不知名的类似乌干达的非洲国家，与印度无关，但是奈保尔的印度血统一直让印度人引以为骄傲。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三本关于印度的获奖作品：一九七三年J.G.法雷尔的《围攻克利希那邦》，叙述在英国殖民者雇佣的印度士兵当中发生的一场哗变；一九七五年露丝·贾布微拉（Ruth Jhabvala）的《热与尘》，通过一位英国姑娘探秘家族丑闻，讲述在二十年代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其祖父的前妻受当地王公诱惑背叛家族的经历；一九七七年保罗·斯哥特的《滞留》，描写印度独立之后二十五年间一对英国夫妇在丧失殖民者特权的情况下继续居住在当地的生活。此外，尚有一九七○年伯尼丝·鲁本斯探索犹太裔英国人生活的《入选者》、一九七四年纳丁·戈迪默以反对种族主义为题材的《自然保护论者》名列获奖名单，同样说明，自成立伊始至七十年代，布克奖名单即呈现多元化倾向，囊括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及其作品。
八十年代后，这一多元化势头愈显上升趋势，一九八一年，印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以《午夜之子》问鼎，随后澳大利亚的托马斯·肯尼利、彼得·凯瑞，南非的J.M.库切，新西兰毛利族作家凯里·修米等步步紧跟。在这个时期，除了重写殖民历史的小说家的声音之外，布克奖亦不乏女性作家、地方作家的声音。九十年代后，大奖的多元化色彩更趋斑斓，随着非英国本土作家们频频夺冠，“二战”后在文学上声音一度微弱的国度——爱尔兰、加拿大、尼日利亚等等国家重新引起瞩目。应该说，布克奖在重绘英语文学地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即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至二○○四年的这十多年间，几位获奖的本土作家也表现出强烈的多元意识：A.S.拜厄特的《占有》（一九九○）从现实的角度关注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巴里·昂斯沃斯的《神圣的饥饿》记载贩卖奴隶的殖民岁月（一九九二年与加拿大的迈克尔·翁达杰并列获奖）；詹姆斯·凯尔曼的《太晚太晚》（一九九四）的主人公是操着方言的格拉斯哥的工人阶层，按作家自己的话来说这部小说是为“被主流文化压抑的苏格兰地方文化振臂一呼”；派特·巴克的《魂灵之路》（一九九五）涉及“二战”历史；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最后的安排》（一九九六）交错四个来自中下层的男子对故友和个人生活轨迹的回忆；伊恩·麦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一九九八）反映当代英国中上层阶级生活中有违道德操守、光怪陆离的一面；阿兰·霍灵赫斯特的《美丽线条》则通过一位同性恋者的视角勾勒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广阔画面（二○○四）。
自布克奖设立以来，各种争议、流言便纷纭不绝，每逢众望所归的作品落空，黑马作家横空出世，就会引发关于评判是否得当的讨论。争议的中心其实正是这愈演愈烈的多元化倾向，英国评论界对此向来褒贬不一：推崇者称布克奖的多元化追求是其保持活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赞扬大奖推动了后殖民时代对英联邦诸成员国文化蕴藏和各国对英语文学贡献的认可，拓宽了经典的范围，为英语文学注入新鲜血液；抨击者痛陈在商业利润的无形驱使下，评委们倾心于富有异域色彩的、具有较强可读性的、有关后殖民时代纷扰动荡的作品，青睐无名作家、女性作家，种种猎奇之举难免有作秀之嫌，从而造成在布克奖的历史上一些具有相当水准的英国本土作家的缺席。后一论调甚嚣尘上，以致一九九八年评审主席道格拉斯·赫德不得不在颁奖晚会上澄清，作家的国别、民族、性别全然不在评审考虑之内。
对于这一轰轰烈烈的多元化发展，英国书业界逐渐建立起来的全球市场观固然在其中推波助澜，要求广泛吸引各个阶层的、异质的国际读者。不过，除了这一商业化因素的作用之外，客观地说，英国文学界自身的状况也负有责任。就战后一部分本土作家沉浸于狭隘的中产阶级生活题材，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伯纳德·伯贡兹早在《小说的境况》中就一语道出了对当代英国小说状况感到失望的批评家们的感慨：“五十和六十年代的英国文学一直倒退且偏安一隅，极少能表述人类的普遍境况。”在七十年代，作家兼评论家戴维·洛奇、马尔康姆·布拉德伯里等都做出了小说今不如昔、处于危机之中的断言，乃至于到八十年代，对于英国本土小说“普遍的评价”竟是“安乐地排外的，高度保守的，反对实验的，抵制改革创新的”（贾格·里森：《当代小说》）。
一方面是作家们因袭守旧、缺乏活力，另一方面，评论界同样是保守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一统天下的景象，经历过那个时期的评论家深有体会，“文学界根深蒂固的阅读习惯是小说的新发展得不到认可的主要障碍……所有主要的文学批评学派认为对新文学产生兴趣是不必要的。甚至在前殖民地的大学所开设的文学专业院系里，鄙视新兴的亚洲、非洲、南美洲文学的风气一直延续至七十年代甚至更长的时期”（贾格·里森：《当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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