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寻求发展模式的曲折道路

作者:尹伊文




  在检讨对非洲和东欧政策失误的时候,世界银行开始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来分析解释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社会资本主要有两种形式: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结构型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机构,认知型社会资本是指观念价值。社会资本对发展有重大影响,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社会资本是不同的,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会不同。人力资本的概念也被引用来分析解释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人力资本主要指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概况,人的这些素质对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如果忽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只单纯考虑物质资本财金资本,用这种思维制定出来的政策往往收不到好效果。把欧洲重建的模式硬搬到非洲,不考虑欧洲和非洲的不同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其结果自然会碰壁。
  “二战”虽然摧毁了欧洲的物质资本耗竭了它的财金资本,但并没有毁掉它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所以一旦财金资本到位,它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就可以把资金转换重建成物质资本,而且还能有效地使用物质资本,使其产生经济效益。非洲却不拥有这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大量的文盲,无数的疾病,传统的社会组织在殖民统治时期被破坏或削弱,独立后新建的社会组织又往往脆弱混乱。因此,虽有大量资金投入,却不能合理有效利用,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反而成了债务负担。
  俄罗斯曾经拥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式的社会资本,如共产党组织、集体农庄、国营企业等等。但这些社会资本在政治改革和私有化过程中被摧毁或削弱了,而新的适合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并没有马上建立起来,这也是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出现严重混乱失序的原因之一。
  从失误中汲取教训,世界银行认识到一元化模式的局限性和多元化模式的必要性。它越来越重视用多元化的理论和概念来研究社会发展,以便认识到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制定出多元化的政策来适应现实世界。
  单一的发展目标和多元的发展目标八十年代之前,世界银行衡量发展几乎只用一个类型的指数,即,国民生产总值。单一指数的使用反映了当时对社会发展目标的理解,社会发展只是被理解成单一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只需表现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八十年代之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引起了人们愈来愈多的注意,譬如环境问题,健康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等等。世界银行主持的一些项目,虽然能使经济产出增加,但却造成了许多环境和社会方面的“负面影响”,污染了环境,损害了人们的健康,伤害了弱势群体,扩大了贫富差距。如果忽视这些问题,经济发展将不会有可持续性。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于是愈来愈多的其他指数被引入来衡量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评估方法被使用到发展项目中。
  首先引入的是环境指数和环境评估的方法。世界银行要求在设计项目的时候评估可能会造成的环境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在执行项目的过程中要监测各项环境指数;在项目完成以后,要做更进一步环境评估。
  世界银行同时也引入了人力资源指数。这个指数包括三个部分:健康水平、教育水平、物质生活水平。健康是用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水平是用文盲率和小学入学率来衡量;物质生活水平是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这个人力资源指数反映了对发展目标的新理解和新定义,发展已不再仅仅是增加物质产出,发展应该是“创造一个环境,使人能够生活得健康,生活得长久”。发展已不再是以物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要用人口寿命来衡量,而物质水平和教育水平是被视为实现健康长寿的必要条件。
  二○○四年左右,世界银行开始引入一系列社会发展指数。这些指数强调了对社会公平的关注。如果发展只是使一部分人富起来,而把另一部分人排除在外,这样的发展也很可能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两极分化和社会对立会导致社会不安乃至动乱,而且也不符合当今多数人共识的公平社会。世界银行用来衡量公平发展的社会指数主要有:收入分配指数(基尼系数等等),贫困指数(全国贫困人口比例,城市贫困人口比例,农村贫困人口比例),公共开支用于健康和教育方面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男童女童的小学入学率,使用洁净水源的指数,注射疫苗的指数,男女的预期寿命等等。这些指数展示了一种发展方向:发展不仅仅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要使低收入者受益,使贫困人口数量降低;要鼓励公共开支多用于健康和教育;要使女性和男性一样在发展中受益;要重视影响百姓健康的具体问题,如改善水源和注射疫苗。除了引入社会发展指数,世界银行在设计和评估项目的时候也越来越重视使用社会分析和社会评估的方法,看项目是否会给弱势群体带来利益,是否会促进公平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目标,不仅政府有社会责任,私人公司也应该有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是九十年代末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概念,世界银行也积极推行了这个概念。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反映了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一股新潮流。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维中,个人在自由化的市场上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根本原则;让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就会增加公司成本,减少公司利润,降低公司效率;因此,公司应该完全摆脱社会责任。这种思维在指导东欧国家转轨的时候是很流行的,但是,在过分自由化的市场上,公司追逐利润损害社会利益的事实也使许多人反思。公司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如果它不承担社会责任,只是追求自己利润的最大化,不仅会影响全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最终也会影响本公司发展的可持续性。
  世界银行和西方主流在追求发展的问题上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是在主流之外,有些不为人注意的小国家却很早就意识到发展道路上的这些陷阱,并另辟蹊径。不丹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当主流世界把提高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发展目标的时候,不丹却早在七十年代就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把提高国民幸福总值作为适合不丹国情的发展目标。它还提出了支持国民幸福总值的四大支柱:一、平等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二、保留和弘扬传统文化;三、保护自然环境;四、建立高素质的治理。近些年来,不丹的经验已经引起主流世界的注意。
  在支流中出现的另类模式不仅为主流思维提供了新鲜的思路,而且也反映了世界银行在其多年实践中得到的一个经验教训:世界是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各个国家都不应该盲目相信单一的模式,而应该去寻找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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