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比特城里的陌生人
作者：胡 泳
曾几何时，稳定性是一个被社会所重视、被文化所强化的价值。性别的严格区分，重复的劳动，一生中只做一份工作和只居住在一个地方的期待，所有这些都使得一贯性成为生活幸福和身心健康的核心因素。然而，随着稳定的社会世界的崩溃，在我们这个时代，流动性取代了一贯性。现在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适应和变化的能力——适应新的工作地，新的职业方向，新的性别角色，以及新的技术。
一方面是变动，另一方面，脚下的基础变成了流沙。安东尼·吉登斯把现代性描述为一种“风险文化”，个人在其中无法继续依靠认同的习惯来源（如家庭、传统和宗教信仰），他们必须每天从生活方式的无穷变化中界定自己。计算风险变成了一件强迫性的事情，不是因为个人比过去遇到了更多的生命威胁，而是因为当人们的生活不再被注定时，预测未来的需要变得格外紧迫。它反映了现代认同的独特的可塑性：人们被迫越来越多地对那些从未谋面的人是否值得信赖做出判断，预测风险的努力因此变成了一种自我防御机制。
由于缺少坚实的锚定点以及权威感，除了求救于自我，个人不得不转向大众或市场寻求对自己的想法、感觉和行为的确认。这就形成了当今人们追求自我认同时的两大歧路：一是自恋，二是从众。
认同的危机来自于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制度对个人的掌控在弱化。制度构造的基本功能一向是为个人提供意义和稳定性，现在，它的这种能力变得时断时续、四分五裂，因而越来越不具备说服力。个人无可避免地被抛给其自身的主观化体验，他必须依靠自己去梳理生存所必需的意义与稳定性。社会情境由稳定的制度所构成，当这种情境不复稳定时，稳定的认同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有很多：技术和工业化，官僚体系，城市化和人口的增长，群体间沟通的增多，社会的流动性，社会世界的多元化，以及儿童成长的社会情境的深刻变化。
美国文化批评家克里斯托弗·拉什认为，由于失去了原有的固定参照，人的主体性发生了转向，产生了一种自恋式的享乐主义。
尽管他偶尔会有一种无所不能的幻觉，自恋者依赖于他人来确认他的自尊。离开崇拜他的观众他就无法生活。他明显地从家庭纽带和制度约束中解放了出来，但并未因此解放自己，使自己获得独立性或者个体存在的荣耀。相反，这种自由增加了他的不安全感，它只有靠看到自己“堂皇的自我”被他人所注意，或者，让自己依归于那些散发着名望、权势和魅力的人，才能被克服。对于自恋者来说，世界就是一面镜子……
不止一位学者都注意到了“性格”让位于“人格”的过程。如果说，十八世纪的性格概念强调的是人性中共有的东西，到十九世纪，人们开始谈论人格概念，即个人特性的某种独有的和异质的表达。这种观点认为，外表会不知不觉地表现出人的内心。大家很快被一种恐惧所困扰，害怕不经意地被自身的行为、表情、打扮等等所暴露。这种倾向鼓励了有意识的自我检查。同时，为了和无聊之极的日常体验拉开距离，人们试图寻求一种象征性的提升。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就成了他自己以及别人的表演的行家，“把细节放大成为整个人的象征”。然而对这种新型社交技巧的掌握虽然增加了审美愉悦，同时也产生了新形式的不安和焦虑。只有在成了自我意识的奴隶之后，人们才开始怀念自发感情的失去的纯真。
二十世纪的人，如果不计算对他人的影响就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他不仅怀疑他人表达的真诚性，也从自己的表演所引发的观众反应中得不到多少快感，甚至在观众表示被深深打动了的时候都是如此。镜子所给予的安全感倏忽即逝。
不妨说，到了二十一世纪，“人格”只有在其被广播、评估、颂扬和被尽可能多的人消费的时候才存在。在“人格”展示的过程中，不论是亲密者，还是陌生人，见者有份。忏悔自白和自我专注构建了自恋者世界的“道德气候”。
获取看客的注意力
毫不奇怪，在这样的气候下，谁有能力获取看客的注意力，谁就是最大的赢家。查尔斯·德伯称对注意力的竞争是“社会生活的关键竞赛之一”：注意力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就好比金钱在经济中的作用；人们渴求注意力，缺乏注意力会导致极大的痛苦；注意力也是声望和成功的标志。“对注意力的追求已经扩散开来并被制度化，通过新的媒介、商业和技术体系实现接入我们的存在。”普通人在他们的卧室里架起网络摄像机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在网上广播。自白性的小说和回忆录行销一时，私人叙述中包括吸毒、酗酒、乱伦、性放荡和其他各种耽溺成瘾的东西。
在电视的脱口秀中，人们渴望暴露自己所有的一切，不和的家庭，受压抑的童年，婚姻，婚外情，性创伤，把电视变成了杂耍和论坛的混合物。这造就了德伯所称的“名人的民主化”，即普通人可以通过把自己的错误、罪行、创伤和悲剧等等公之于众而获得巨大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名人杂志刊登偷拍的明星卸妆照片，向公众传递一个信息：名人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在自恋的时代，没有什么人会取得真正的成就。狄兰·伊文思在《卫报》上评论说：“现在，如果某个人的才能远胜于我们，我们不会祝贺他——我们羡慕他，但怨憎他的成功。似乎我们并不想要我们仰慕的英雄，而宁愿要我们可以认同的英雄。如果阿喀琉斯今天还在的话，所有的大字标题谈论的都会是他的脚踵。”
本来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为了“搏出位”，不得不靠极端的方法吸引人的注意力。而使用这种方法的唯一问题是，下一次要想达到同样的效果，就必须更加极端。
注意力心理学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植根于孤独，实现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自给自足的压迫感，以及个人向社会显示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的文化诫命。证明个人独特个性的文化压力，要求一个人的道德权利的完整性，它加强了个人的自我专注，增大了他/她对注意力的需要，但却减低了他/她给予注意力的能力。艾瑞克·弗洛姆曾经指出，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们对自己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孤立以及在缺乏社区支持的情况下妥善处事的能力常常感到恐慌，因此他/她试图把和他人的遭遇变成支持性的载体，以便补偿自己易受伤的心灵。
然而从陌生人那里寻求注意力和情感联系是一件充满危险的事情。首先，人们不可能在暴露自己的时候，不给自己的情感带来影响。木子美在日记里写性的时候，很像一个性解放的启蒙者：“当我写性专栏时，自认为‘人性解放’的写作意义大于‘身体写作’，人在性交中所流露的真实是日常交往中难以流露的。”“人的自我解放，总要受到社会观念的阻止，而被各种禁忌束缚的人，如果不能跨越自己的‘奴性’，他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自我。”然而，“德国之声”二○○六年底的报道却这样写道：“木子美反复强调同陌生人相爱和改换性伴侣所带来的乐趣……但是不能否认，她精疲力竭了。在经历了七十多个男人之后，她已经很难再相信世间还有真爱，近年来，只有在与同性的相处中她才能汲取些许安全感。”所以，木子美才会在二○○六年征婚，因为“这样下去只能重复有始无终的恋爱”。
其次，他/她获得的注意力不一定能够减轻其不安全感。一个人想象自己的暴露会带来一种虚拟的亲密感觉，这种亲密感觉对于孤独的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广大的观众所投入的仅仅是窥视，并不是能够带来行动的真正的注意力，他们不会去抚慰自我暴露者的恐慌，也不会去分担自我暴露者的痛苦。相反，他们对表演的不承认，可能会引发自我暴露者更深的不安全感，现实是，后者被更加钉牢在自身的需求和恐惧上。以芙蓉姐姐为例，她吸引的主要是学生群体，他们力捧芙蓉姐姐，很大程度上是把她当笑料，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说：“大学把好几万无聊的人关在一起。为了排解枯燥生活中巨大的压力，大伙需要像芙蓉姐姐这样的人来调剂和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