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立秋”之后还有“立春”
作者：梁小民
一部以晋商为题材的话剧为什么如此受欢迎？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话剧本身的情节或表演艺术，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晋商精神。
山西人有漫长的经商历史。晋商作为一个商帮形成于明初，衰亡于民国初年，曾经辉煌了五百多年。晋商被公认为是中国明清时的十大商帮之首。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海外十余年，面对洋人批评中国人的经商能力，常常无辞以对。但唯独“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人”，让他可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作为成功的商帮，晋商创造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今天散落于山西各地的大院依然显示出富有的余辉。这些财富不是来自官商勾结的巧取豪夺，不是来自造反抢劫的杀人越货，不是以千百万人的灾难为代价，而是来自几代、十几代人辛勤的创业。他们在自己致富的过程中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带动了所到之处的经济发展和更多人致富。晋商的成功，依靠天时、地利、人和。但更多的还是依靠了在长期经商过程中形成的晋商精神。
什么是晋商精神？《立秋》中有一段贯穿全剧始终的家训：“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勤奋、敬业、谨慎、诚信。”这段话原来出自山西柳林县杨氏家谱。杨氏在山西远不如曹家、乔家那样辉煌，但这段话的确精辟地概括了晋商精神。
晋商中的成功者，当初都是白手起家的。他们的第一代都是最穷的人。贫穷迫使他们伴随着悲凉的《走西口》离乡背井，远走蒙古、东北或其他地方。他们从种菜、磨豆腐这种小本经营做起。那原始资本积累靠的不是海外掠夺或圈地运动，而是超出常人的辛劳和经营技巧。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了山西人的勤奋，即使是在成功之后，也把勤奋作为传家宝。曹家、乔家、常家这些赫赫有名的晋商大户都把先人创业时用过的扁担、菜筐、小石磨作为“传家宝”，正是要让子孙继承这种勤奋的精神。
勤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但为什么晋商靠它登上了财富的顶峰？这就在于晋商“在商言商”的敬业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抑商的，人生的终极目标是“学而优则仕”。在历史上颇具盛名的徽商就把从商作为不得已的谋生手段，通过从商来入仕。晋商是最纯粹的商人，把从商作为世代相传的事业。通过从商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有了这种精神，他们才能抓住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机遇，一心一意把商业做精。在中国的十大商帮中，唯有晋商建立了一套今天仍为我们叹服的企业制度。他们早在清嘉庆、道光之际（十九世纪初期）就采用了股份制，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他们所创造的“身股制”（全员分红）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被许多企业采用。他们的内部管理、财会制度至今对我们都不乏启示。正是这一套制度使曹家、乔家这样的大户涉足各个行业，有五六百个分号，员工达三万余人。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商业。
商业有风险，晋商大股东在当时面对的是没有保证市场秩序的立法，没有以制度为基础的普遍信任关系，也没有分摊风险的保险制度。晋商回避风险的自我保障是窑藏白银。晋商从事过盐业、多种贸易、对日铜贸易、与蒙古和俄罗斯的茶叶贸易。面对明清社会的动荡，尤其是太平天国和八国联军入侵以及洋商所引起的金融风波，晋商仍然能辉煌五百多年，这与他们的谨慎和风险意识不无关系。
没有“勤奋、敬业、谨慎”就不会有晋商。这也是古今企业家成功必备的素质。但在晋商精神中更为我们今天称道的是“诚信”。我认为“诚信”是晋商精神的核心。晋商把“诚信”发展到了极致，不仅成为他们的商业伦理道德，而且成为他们做人的根本。今天我们呼唤晋商精神，首先是呼唤那种诚信高于一切的精神。《立秋》突出的正是这点。晋商把诚信作为至高无上的道德，以他们的经商活动实践了这种道德。
明代的王现、王瑶兄弟白手起家，创下了一大份家业，成为早期晋商的成功者。他们留给子孙的不仅有物质财富，还有更重要的精神财富。王现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告诫子孙：“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后世晋商把“利以义制”改为“以义制利”，作为代代相传的商业伦理道德。他们经商的指导方针是“义、信、利”。把“义”和“信”放在“利”之前。而且，他们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晋商中当然也有不义不信者，如往食油中掺假、缺斤短两、高利贷盘剥穷人，甚至从事走私等非法活动者。但这些人都在赚了点蝇头小利之后烟消云散了。只有那些坚持诚信者才子孙相传十几代，成为富可敌国的大户。当初乔家在包头经营的“复字号”坚持食油中不掺假，卖一斤面多给顾客一两。这才有了乔家在包头商业的成功和以后的辉煌。翻翻那些成功晋商的家史，哪一家不以诚信为本？哪一家没有许多诚信的故事？
晋商最辉煌的是清道光三年（一八二三）以后的票号业。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从事存贷款及银钱汇兑业务。清代共有票号五十一家，其中四十三家为山西人所开，仅在祁县、太谷、平遥就有票号四十一家。可以说当年的晋商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业。
票号的成功关键在于诚信。当时中国并没有银行票号的立法，成立票号无需报批，业务活动也没有政府监督。个人把真金白银交给票号，换回一个存折或银票。这张“纸片”能否再换为真金白银就取决于票号的诚信。没有诚信，就不会有票号。正是晋商的诚信造就了票号的辉煌。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津一带的山西票号分号被抢劫一空，账本被烧。北京的王公贵族带着存折或银票逃到山西，要求兑现银钱。票号损失惨重，又面临挤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票号的东家挖出自己窑藏的银子，宁可自己损失，也要兑现“见票即付”的承诺。山西作家成一写的小说《白银谷》中“惊天动地赔得起”一章正是根据这一历史事实。也正是这种诚信赢得了更多人的信任，促成了票号业一九○○——一九一○年间的极度辉煌。
把诚信作为商业伦理道德的绝不仅仅是那些富可敌国的东家，而是整个晋商团队——从东家到大掌柜，再到每一个员工。我们知道，晋商的商号和票号中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东家对大掌柜实行全权授权经营。这就是说，东家在挑选并任命大掌柜之后就把一切经营管理权都交给大掌柜，自己什么也不管了。这种制度设计留下了一个大漏洞，即大掌柜的权责利并不对称。大掌柜有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并参与分红，但并不承担经营失败的责任，承担无限责任的是东家。而且，东家奉行“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并不对大掌柜进行监督。
但是，这种有严重缺陷的制度却成为晋商成功的基础。晋商票号经营近百年，经手的银子达十几亿两，从未出现过大掌柜贪污、损公肥私、携款逃跑等败德行为。这就依靠了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大掌柜和其他从业人员也讲诚信，遵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原则。
作为商人，晋商当然是要赚钱的。起初，当他们把诚信作为商业伦理道德时，还是为了商业的成功。在“义、信、利”中，“义”和“信”是手段，“利”才是目的，因为没有“义”和“信”，就没有“利”。这时诚信仅仅是一种经商的道德。如果晋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那么，它的精神的意义就十分有限了。晋商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们把这种商业伦理道德上升为人生观，成为做人的基本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做人的道理。这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首先要做一个好人。好人就是用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的人。晋商在经商的过程中已经由做一个好商人升华为做一个好人。诚信不仅是对客户、对东家、对员工，而且是对国家、对社会、对所有的人。这就体现为以国家利益为重，经商不忘爱国；以社会利益为重，经商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以人为重，经商成功要善待他人，为富而仁。晋商在这些方面都令我们敬佩。早在清初，晋商范氏就以低价为康熙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运军粮。清末时晋商又投身于收回山西矿权的活动。每一次自然灾害都有晋商设粥棚、捐款。济贫、助学、修路已成为晋商日常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友善地对待自己的员工、家中的佣人、村里的乡亲，甚至乞丐。在他们的思想中，有钱并不算成功，为富而仁才达到做人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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