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书院的知识生产与清代人文图景

作者:张 晖




  作者在《导言》中表示,他对围绕书院的一系列问题如“谁有资格成为书院山长?讲学活动如何展开?师生关系、生徒之间的关系及书院氛围如何?文士群体如何形成?”等等问题都感兴趣,因为这些看似零碎的问题,恰好可以展现历史的丰富。其中“书院如何对一地学术文化发生影响?”似乎是作者特别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上编第五章《道光以来金陵书院与文人活动》便着眼于太平战乱之后,曾国藩如何在南京重建书院?这些书院又是如何给南京一地的文学与学术带来了繁盛?作者的研究表明,书院的兴建,不但进一步推动了桐城文派的发展,而且最终影响到今日南京大学的学风。如钟山书院院长缪荃孙转任三江师范学堂的总稽查;曾向凤池书院山长请业的姚永朴二十年代任教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王泊沆是黄侃之父、尊经书院山长黄云鹄的弟子,黄侃后亦任教中央大学;十余岁时所作制艺之文就被刊入《凤池书院课艺》的陈匪石,后任中央大学教授;尊经书院山长卢之孙卢前先毕业于东南大学,后任教中央大学。这些与书院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学者不但在学术上传承着书院的很多理想,就连在山水之间诗酒雅集的风气也保留着。可见,书院深刻影响了南京一地的人文氛围。
  中编第一章《清代东南书院与文士之风气》更注重从宏观角度来论述书院给东南三省带来的影响。书院为保持地方上“斯文不坠”,给山长提供可观的束修,给生徒也提供足够生活的膏火,更有各种制度来奖励惩罚以保障书院的运作(313—332页)。是故书院不但是生徒练习八股文和试帖诗的地方,更是研讨知识的世外桃源。第二章《东南书院与地方人文的营建》则特别注重历史细节的描绘,从而洞察历史的深微之处。比如该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目录:“扬州的两个幕府与两个书院、一个小镇上的诗酒之会”、“‘九峰拥书图’与‘九峰读书图’”,就可知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局部来看整体。作者一向重视“揣摩那些有丰富意义的细节”,认为“在细节上多用笔墨”,可以有助于重现文士活动的图景(2页)。该章中通过图画来观察文人活动,便是成功的例子。宋代以来,文人在诗书画等多种艺术门类上多能,而书院在教授弟子时,多有图画纪其盛况。九峰书院的王舟瑶作《九峰读书图》,通过图画来追忆一地人文之盛,记载友朋论学之乐(422页)。书中有大量类此细节的深描,读来令人心喜。
  《清代东南书院》以其丰富的文献,极大地拓展了我们过去对清代文学的想象,将会对清代文学与学术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书中精义甚多,略见前述。然而徐雁平的论著,从来都有更深的关怀。如他的《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解决的核心问题便是我们今天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式是如何建立的。《清代东南书院》在一定程度似乎延续了这个关照,并进一步回答了现代学术建立之前,教育制度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
  大学,作为教育及知识生产与创新的机构,近年来受到政府与公众的密切关注。关注的焦点,多在于如何借鉴欧美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制度,来改革、提升大学在教育和知识创新等方面的功能。大学作为舶来品,有识之士在欧美寻找有效经验以为己用,自然是正途。然而,清末民初以来,用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来观照和批判现代大学制度,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一九一○年,章太炎在一次名为《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的演讲中批评当时的高等学校受制于行政,导致学校里“智识高的人,反做智识短浅的人的属员”,而在旧有的书院里,掌教“一来不归礼部管辖,二来不是学政和地方官的属员,体统略高一点”(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23页)。章太炎向往的,还是他老师俞曲园《诂经精舍歌》中称颂的“主持风化老元臣,尊礼宾师诸大吏”。然而,到一九三二年,面对“日日新”的西式大学与中学,章太炎对待现代学校与传统书院之间的关系,由先前的对立变成了互补。他说:“以前的学校,叫做书院,其实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书院中预备了许多书籍,使得学生可以自由阅览。再聘请一位掌院或山长,常驻院中,遇有疑难,可以请问。这种情形,学生有自得之乐,教师无讲演之劳,在事实上很是合理。假如这一项学问,书虽少而理却深,非经教师讲解不能明了,这便须采用现在学校的讲授制,师生聚集在一处地方,按照次序讲授去了。所以,我以为学校和图书馆,两者不可偏废。讲求学问的方法,大约不出于两种。”(同上,114—115页)章太炎表面虽然如此表态,然而作为著名的诂经精舍弟子,在感情上却仍鲜明地倾向于书院,这也是他晚年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隐秘心境。
  时过境迁,现在,我们不应该轻易否定大学制度及其基本价值。然而,在认同现代教育制度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有反思,可以有质疑。《清代东南书院》在传统书院中寻找大学的“前史”,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有效经验。因为这种寻找,不是柳诒徵线性式地将大学的历史上溯至南朝的太学(参柳诒徵:《南朝太学考》、《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见《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如此“考古”,非但是福柯所批判的,而且对于我们眼下自身的困境并无缓解。学者指出,知识生产的整个过程如知识的建立、设置、分类和控制,与大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脱离不了干系,当然更与信仰、国家有关(参彼得·柏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贾士蘅译,麦田出版二○○三年版,75—241页)。《清代东南书院》涉及的议题,均与中国经验的教育与知识生产有关,所以应该会超越清代文学与学术史研究的具体学术领域,引起现今知识界的更多关注。
  (《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上、下册),徐雁平著,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七年八月版,5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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