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书院的知识生产与清代人文图景
作者：张 晖
回首前尘总惘然，重重春梦化为烟。
难将一掬忧时泪，重洒先师许郑前。
年来已悟浮生寄，扫尽巢痕何足计。
海山兜率尚茫茫，莫问西湖旧游地。
在这首诗中，俞曲园详细回顾了诂经精舍的历史。这所矗立在杭州西湖之滨的书院意在推崇汉学，是浙江巡抚阮元为光大戴震和朱筠的设想在嘉庆五年（一八○○）创办的。在经过同治中兴之后，诂经精舍在俞曲园担任讲席期间盛极而衰。当俞曲园写下这首诗的时候，他主持诂经精舍已有三十一年，距该校的创立已近百年，离停办之期（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还剩六年。
在诂经精舍建校的百余年历史中，重要山长有王昶、孙星衍、秦恩复、俞樾、陈寿祺、谭献、黄体芳等人；精舍为东南地区尤其是浙江培养了许多经学和文学方面的人才，早期有姚文田、严元照、陈文述、周中孚、施国祁等，晚期有章炳麟、黄以周、朱一新、崔适、戴望、陈汉章等；他们都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卓然名家。精舍的师生除了在一起“道问学”、考证经史之外，也常常吟诗作赋，著名的《西湖柳枝词》，共收录四百人的诗作，是文学史上罕见的同题创作。生徒肄业后，多乐意到江浙、两湖和两广等地主持书院，将诂经精舍的精神加以推广，如黄以周在江阴南菁书院、王在黄岩九峰精舍、沈祖懋在敷文书院、王廷鼎在东山书院、戴果恒在东城讲舍、朱一新在广雅书院、朱镜清在瀛洲书院等，这就是前人乐于称道的“推宏教泽”（张：《诂经精舍志初稿》）。清代中晚期东南人文的发展，多赖诂经精舍生徒的精心营建与推动。
以上是徐雁平在《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以下简称《清代东南书院》）上编第四章《诂经精舍的学术与文学：从阮元到俞樾》中为我们描绘的清代浙江一地的人文图景。《清代东南书院》是作者新近问世的力作，该书以最坚实的文献为基础，从书院的角度切入，描绘出清代东南三省（江苏、安徽、浙江）学术与文学的图景。作者是古典文献学的专家，历来倾向用最丰富的文献来呈现复杂而又动态的历史图景；作者又曾以研究胡适著名，著有《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所以特别信奉“拿材料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自二○○一年起，他开始有目的的进行大规模文献普查，在南京、上海、北京、安徽、浙江等地方穷尽似地阅读了近五千种清代文献，这其中不仅包括像《续修四库全书》等若干大型丛书中的清代集部、《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中的清人年谱以及《清代朱卷集成》等较为常见的新印古籍，还包括零落各处的东南三省的地方志、各种“乡试同年齿录”和大量的日记、书札以及相关书院文献。这种收罗文献的劲头，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而效果则是基本将相关材料一网打尽，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大约在二○○六年四五月间，所读清代文献中关于书院的记载难得见一两条，我感觉凭借一己之力的研究，在文献收集方面可暂告一段落。”（《后记》，826页）
对如此庞杂的文献进行“查检、抄录、排比”（《后记》，826页），直接的成果就是收录在《清代东南书院》下编的三种：《清代东南书院课艺提要》、《清代东南重要书院山长考》、《清代东南书院文士活动年表》。这三种成果不但本身具备文献学上的意义，更是全书论述的基础。举例来说，清代书院中的课艺，颇类于今日的学生论文。由于清代书院至少有一千八百多所（48页注1），更兼历史悠久，生徒的课作应当极为可观。然而此类文献，历来不受重视，几乎是随刊随佚。经作者的查检，现存东南书院课艺仅有八十六种。这些课艺对了解当时书院的运作以及如何培养生徒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价值。何况，这些课艺中还包含着大量的时文、赋作、诗，都是清代文学中有待开发的宝藏。其中一批论学的文字，更具学术史的价值。所以，《清代东南书院课艺提要》对今后学界注意和利用这批珍贵材料，有着重要的“指路灯”的意义。作者为说明这批材料的重要性，在书中进行了一些示范性的研究。作者特别指出，课艺中的若干同题论文尤其重要，如十三篇《六朝经术流派论》、四篇《两汉经师家法考》、五篇《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论》。作为一种有趣的学术史现象，这些同题论文很少有人论及，但却值得深入挖掘（186—200页）。如《六朝经术流派论》是阮元的命题作文，我们就可以通过这十三篇同题论文来深入剖析阮元对六朝的态度、诂经精舍的宗旨以及清代汉学的家法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有些课艺，如与近代学者的名篇来比较，会更加凸显它们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如将诂经精舍生徒张成渠、黄以周各自所写的《鬼方考》与王国维的名文《鬼方昆夷狁考》（见《观堂集林》卷十三）对比，可看出王国维所用的纸上文献，实际上并没有溢出张、黄二文的范围，但王国维的长处在于利用了地下实物，并将“鬼方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历史的节点来考察”，所以所得超过前人。只是王国维的观点也不是定论，所以“张、黄之论，仍有参考价值”（206—209页）。另如将正谊书院生徒潘锡爵的《鹑鸟解》和山长冯桂芬对该文的评语与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的相关考证对比，发现潘氏比于氏有所不如的仅仅是不了解卜辞、金文的演变源流，但如果从《诗经》“鹑”字研究的历史来看，潘锡爵之文无疑还是一个重要的成果。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文章隐藏在不大为人留意的课作集中，价值因而被遮掩”（483页）。
《清代东南书院》分上、中、下三编，下编即前文所说的文献成果，上、中两编则是对书院的精彩论说。上编共五章，侧重于对若干重要书院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清初无锡、徽州之书院及其会讲》以无锡东林书院、共学山居和徽州的紫阳书院、还古书院为讨论对象，意在揭露清初东南士人由晚明时期的紧紧纠葛于时政，转而与政治疏离，开始重视道德修养，提倡忠孝。这与学界论定的清初朱子之学的兴起十分吻合。书中精彩之处还在于指出随着清初文治的展开，东林书院在讲学上已经受到很多限制。康熙二十五年颁布《整饬书院文》，官方人士如汤斌、张伯行等先后参与会讲，表明官方对书院的控制日益加强（30—31页）。这种敏锐的观察，对认识后代书院所共同具有的官方色彩，有着直接的帮助。
作者从第二章起，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书院在文学流派、学术流派的传衍中发生的作用。第二章《书院与桐城文派的传衍》考察的是清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即桐城派为何能绵延二百多年，并在全国范围产生巨大的影响？作者注意到，从姚鼐开始，桐城派的每代传人都曾主持书院讲席，精心培养弟子，并依靠弟子四处讲学，将桐城派的影响从东南一隅推广到南至广西、北至河北的空间。如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除却其自身的价值外，与众弟子及再传弟子的鼓吹之力是分不开的（55页）。所以作者认为：“像桐城文派这样以书院为媒介颇有规模地传衍，则前所未有，从中亦可稍见教育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3页）第三章《一时之学术与一地之风教：李兆洛与暨阳书院》讨论的是李兆洛掌教期间的暨阳书院在传播常州学术中起到的作用。魏源曾指出：“至嘉庆道光间，而李先生出，学无不窥，而不以一艺自名，然粹然，莫测其际也。并世两通儒，皆出武进，盛矣哉。”（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古微堂外集》卷四）作者考察李兆洛的讲学，发现常州学术讲求的是经世致用的通儒之学，而这一点恰与李兆洛的讲学分不开。在李兆洛的提倡下，“小学、农桑、声韵、律名、图绘、法象、方州、训诂、说文、推步、算数，皆是讨论内容，其气象远在寻常书院之上，其中表现突出的天文舆地之学，有实验性质和眼光向下的趋向”（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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