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彼此环绕和交错的历史
作者：葛兆光
如果说，这一论文是对朝鲜民族意识史的宏观观察，那么，美国学者戴维·罗宾森（David Robinson）的《蒙古帝国的瓦解与高丽恭愍王的外交政策》一文则是以元明之际为例，所做的有趣的具体历史考察。由于东北亚的“红巾之乱”导致蒙古帝国的瓦解，也造成了城乡的破坏和田地的荒芜，疾病、饥饿以及人口减少，这使得整个东北亚都处在不安之中，它造成二十年以上的辽东政治混乱，也造成这一地区蒙古人、女真人、汉族中国人、朝鲜人激烈的角逐，而辽东的问题，又一直影响到明朝初年的明帝国与高丽的关系。这篇论文把恭愍王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叙述了他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指出“红巾之乱，不仅使恭愍王得以在政策上利用，在元朝统治时期维持其内外的权威和地位，而且可以说影响和形成了新兴的明朝和高丽的关系的轮廓”。在这个观察中，你可以看到朝鲜的“事大传统”和“自尊取向”交织起来构成了东北亚较为真实的历史，朝鲜并不始终是中国的附庸，虽然它比起庞大的中国来，有时是一个自认“东夷”的小国，但是，它却时刻在窥测和旁观身边的中国，所以，读一下伍跃的论文《朝贡关系与情报收集》，就知道朝鲜赴北京的燕行使，如何利用合法外交身份，收集清帝国各种情报，他们对政府公文的抄录、高价情报的购买，其实常常不遗余力。正如伍跃所说，朝贡关系虽然是东亚前近代主要的国际关系，也曾经得到朝鲜王朝的认同和遵从，但是仍然应该注意对朝贡外交的实证性研究。在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朝鲜对中国的外交中，虽然一般都承认朝贡关系，但是，始终存在着相对于宗主国支配者的“自主”意识和“自由”选择，这种既有“向心”又有“离心”的思潮，有时成为朝鲜国家安全和民族自保的理据，有时也成为朝鲜国家自立和民族自觉的动力。
还是回到中国。在笼罩天下的汉唐盛世之后，在朝贡体制虽在，文化认同渐疏的明清，其实汉族中国与周边关系，已经相当复杂了。“明清时期的中国外交”这个话题，构成了这部书的第三部分。
一九八三年，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编了一部讨论近世早期中国国际关系的论文集，名China among Equals，意思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棋逢对手”（也有人译为“势均力敌国家中的中国”），正如它的副题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显示的那样，十世纪到十四世纪，中国和邻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宋代以后，中国不像以前的唐帝国那样笼罩天下，蒙元之后，中国已没有那种无远弗届的力量和充分自豪的信心，因此，明清帝国一方面维系着对外宗主国的形象，希望把朝贡体制维持下去，一方面又对外面的邻居相当警惕，甚至有些神经过敏。山崎岳的《朝贡和海禁的逻辑与现实》一文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明代中叶一个名叫宋素卿的翻译，就曾经被视为“奸细”，这一命运反映了当时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时的明帝国常常摇摆在允许朝贡和严命海禁之间，然而，一些华人翻译作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沟通者，一方面可以因为四夷对中华的崇敬而得到优厚待遇，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因为中国对外夷的猜疑，而遭到不白之冤。一个人的身份、角色和处境的考察看似具体，涉及的背景和问题却甚大，不仅与至今仍然在讨论的明代“倭患”究竟来自日本还是中国有关，也与对倭患的判断背后有什么样的意识和观念相关。
理论和观念常常代替不了历史，对于古人的思想动机的猜度，当然常常可以“先入为主”，但是做历史研究，却无法把研究对象从复杂环境中解放出来，只能根据历史材料，尽可能细致地重新构拟已经消失的过程，全面叙述曾经出现的历史，因此，无论这个过程有多复杂，这个历史有多少面，你都得竹筒倒豆子一样“如实招来”，不可能仅仅凭着理论的翻覆拿历史当烙饼时而这面时而那面。当沈卫荣的《怀柔远人的明代中国与西藏的政治和文化关系》把目光转向中国的西南时，他也曾提到中国对四夷的“怀柔远人”。也许，人们会想起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那本引起争论的后现代历史著作，不过，沈氏主要考察的是历史，不是一个可以截然分清的概念和由理念制定的制度，更不是凭着现在的“后见之‘明’”去揣测往事动机和心理，因此，他只能在复杂的“怀柔远人”和“严辨夷夏”之间，重新梳理历史文献，讨论明帝国如何通过西藏佛教僧侣的招聘和使用，对西藏进行控制，然而，历史常常是双向的，正是这一政策，反过来导致了西藏佛教那些神通力、秘密法以及与汉传佛教相当不同的佛教风尚，在汉族士大夫中间流传。
同样，在同一个觐见和聘问的“宾礼”制度下，宗主国中国也会采取很复杂暧昧的态度，策略地对待朝贡国的使节，策略的目的就使他们处于被羁縻和被控制的状态。夫马进在《明清中国对朝鲜外交中的“礼”与“问罪”》一文中，以明清的历史资料为主，讨论过去西岛定生曾经提示的所谓“册封体制”中的“礼”的问题，就涉及中国对朝鲜外交的这一面。他先是以明代初期明帝国与高丽的外交为例，讨论洪武皇帝对于一三七三年朝贡中以两匹私马补充途中死去的贡马、一三七四年朝贡中多六对高丽布这类事情，为何要小题大做地申斥并威胁要兴师问罪，接着，又以一三九二年朝鲜政权变更后，洪武皇帝对朝鲜李成桂致明帝国申诉国号变更的外交文书的反应为例，讨论了明初对于朝鲜外交中的“礼”的话题如何成为明太祖用以制约朝鲜的外交策略。接着，他又以洪翼汉《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的资料为主，叙述了一六二三年即明天启三年的所谓“仁祖反正”即有关光海君（李珲）一系和仁祖（李）一系有关皇位正统之争。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原来关于“纂”、“弑”、“正”、“逆”等等传统有关“礼”的观念，不仅常常充当中国方面用于裁断朝鲜政治的原则，而且这一原则的裁断和册封权力，也常常给中国方面带来相当大的政治正当性和外交利益。可是，当时由于以魏忠贤为首的官员的腐败与贪渎，虽然李政权也通过种种方式得到册封的正当性，但是，朝鲜方面如洪翼汉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对这一来自明帝国的册封，态度相当复杂，这一结果甚至影响了后来朝鲜各方面人士对于明、清之间复杂的倾向和态度。此后，也许是由于朝鲜对于清帝国始终存在着蔑视和敌忾之心，因此清帝国常常会以这种“非礼”作为理由，对朝鲜进行制约，但是到了吴三桂之乱平定，清政权进入稳定时期，这种以外交文书的“违礼”而“问罪”的事件就结束了。以上这一系列事情，正如古代所谓“礼”和“刑”一样，是明清对于东亚诸朝贡国外交统制的原则和策略。但是，正如作者指出的，这种来自“礼”的原则有时候也是双刃剑，它一方面成为宗主国支配朝贡国的正当性工具，在道理上迫使朝贡国“服从”，一方面也会成为朝贡国用来检验和质疑宗主国的尺度，就像“华夷观”成为朝鲜士大夫内在的“攘夷”态度和自称“小中华”的依据一样。
不再一一复述书中的内容，其实，岩井茂树的《清代互市与沉默外交》、中砂明德的《荷兰国的朝贡》都相当有价值。有时候，我很佩服日本学者那种穷尽史料的态度，也很赞同历史研究中的多种语言工具的使用，因为这能够发掘更多的文献资料，包括一般不常用的非汉文资料，像前一文章使用了大量满文档案，而后一论文中使用了荷兰文的文献，在这里，语言知识和工具就格外重要，难怪当年傅斯年创办的，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