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彼此环绕和交错的历史

作者：葛兆光

　　花样翻新的舶来理论让人眼花缭乱，使急于“从新”的学人上气不接下气。据现在正当节令的理论说，现代民族国家只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因此，跳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局限，是重新理解历史的好办法，它不仅可以破除历史叙述以现代国家为界画地为牢的弊病，也可以从文化、经济和诸多其他元素重新组织跨国的历史，不仅美国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有“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的说法，在日本、韩国，当然也在中国，近年来也多有讨论“东亚”或者“亚洲”的区域史论著。这一历史方法当然有很多新奇的启示和卓越的洞见，可是，我却一直有保留和疑虑。二○○五年春天在北大举办的“东京大学论坛”上，我曾经借与渡边浩教授一道总结评论的机会，提出“亚洲”或者“东亚”，不一定要直接作为历史研究的空间单位，而最好是把它“作为中国（或者日本、韩国）研究的视野或背景”，因为亚洲也好，东亚也好，各国差异性是很大的，它只是一个很大的舞台，却未必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单位。在历史上，无论在传统还是近世的历史上，在国家或者说有领土范围的皇帝、朝廷或政府始终行使着有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权的时候，这种各自为政是否还会仍然影响着不同国家，从而形成“复数的国别史”？且不说历史学至今仍然是回溯民族之根，梳理传统脉络，建立文化认同的学科，就是从历史叙事的角度看，国别史也还是一个有效清理历史的形式。当然，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既要在更广大范围中检讨过去“国别史”的死角，又要尊重过去诸国各自的历史现实和脉络，与其简单地超越民族国家来拯救历史，是否还不如在国与国的彼此环绕和交错中，重新理解历史？
　　因此，我相当关注学术界有关朝鲜、日本、中国和东亚各个地区的交涉史研究。恰好在前几个月，看到了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主编的这部新书《中国东亚外交交流史的研究》。全书四部分收录了有关中国、日本、朝鲜以及其他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交流等领域的十五篇研究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夫马进教授撰写的《前言》中，他特意指出，书名虽然用“外交”一词，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前近代尤其是中国鸦片战争之前，所谓的“外交”是对外交涉或者互相交流，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即diplomacy，正因为如此，本书既广泛讨论了东亚诸国在各个时代的异域理解和想象，也讨论了诸国在实际上的种种交往。
　　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讨论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政治外交和文化交流，如果是讨论传统时代，不能不首先面对“华夷”思想和“朝贡”体系。很多学者都指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来自近代欧洲或西方的国际秩序尚未笼罩全球的时候，东亚曾经有一个漫长和笼罩性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以中国为中心想象周边世界的“华夷观念”和它所支持的以中国为宗主国的“朝贡体系”。对于这个朝贡体系的研究已经非常多，如费正清、西岛定生、黄枝连、滨下武志等等，历史的细节和策略的多面常常被叙述得很清楚，但是，在一般印象中，似乎这个“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是相当单一的，就是认定中国处于中央，四夷应当朝贡，周边的小国对中央的大国，文化仰视而经济朝贡，周边诸国的当权者从而得到中央帝国的册封或承认。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事实上，观念领域和政治领域是可以彼此分开的，想象的世界和实际的世界是可以分别处理的，一般民众的想象和政治权力的策略常常是不一样的，传统中国对于周边的关系，其实很复杂。
　　在“华夷思想的成立与汉、北朝、隋唐的外交政策”这一部分中，吉本道雅的论文《中国古代华夷思想的成立》涉及的是西周到战国时期，尽管当时思想世界有“华夷”观念，但是在战国中期以前，就有适应实际世界的“同化”、“遗弃”和“羁縻”等三种方式，尽管由于中国范围的扩大，导致汉代关于“华夷”的观念发生变化，但是，这种不同策略仍然被政治权力拥有者使用，何况古代中国对于“华”、“夷”分界，其实具有可变性，甚至存在华夷逆转的可能性。其实，本书作者之一的岩井茂树过去在《明代中国的礼制霸权主义与东亚的秩序》一文中讨论明代中国与东亚秩序，也说过类似的现象，比如，明帝国在重新构筑对外关系时，一方面用了“称臣入贡”、“制定仪制（指入贡之制）”、“阙庭与皇帝礼仪（指冬至和元旦海外藩王向北礼拜）”、“世一见”、“册封”、“致祭（指吊问）”等等看似天朝帝国的不平等做法，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同时因为文化主义的观念或实际策略，并不采取真的帝国方式，而是“不征诸夷”，与各国已经开始了国与国的关系。这些论述比过去笼统地论说古代中国的“界分华夷”的观念、和“以文化划分华夷”的策略，更多了一些历史感和具体感。下面的一篇正博的《魏氏高昌国与中国王朝》，更以魏氏高昌国为例，讨论了在中古时期的中国，对于周边异族国家的朝贡、羁縻、册封、征服等种种不同策略，拿高昌国的命运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进行比较，更看出中国王朝一侧的对外立场，其实，常常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实际策略毕竟不是文化想象。有时候国力强盛，就不免有征服和控制的欲望，有时候无暇顾及，便只好采取好言安抚的策略，有时候算一算得失利弊，便对“远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看一看周边波动，便常常想威服“小邦”使诸夷顺服。朝廷执政者的想法，并不像士大夫或知识分子那么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仅仅凭着理念行事，他们那些非常现实的考虑，常常不得不落实在得失的计算上。虽然古代中国朝廷总想维护“华夷”分界和“朝贡”秩序，但是，在这个国际秩序中还是充满了变数，绝不是简单地用一个“朝贡体制”就可以说明的，至少，还是要用具体的历史文献来分别研究，历史上中国朝廷是怎样以及为何交替使用朝贡、羁縻、册封、征服等不同策略，以维持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
　　历史无法逆转，套一句老话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宋代以后的中国，随着汉唐帝国的历史记忆渐渐淡去，到了明清时代，维系中国与四夷的朝贡体制虽然还存在，但是内容已经渐次变化，特别是文化上业已“断奶”后的东亚诸国，即使是过去似乎曾经共享汉唐文化传统的朝鲜、日本、安南等等，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也仍然在不断觉醒。当中国人还在想象“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时候，实际上，彼此之间的感情和态度，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十七世纪以后，除了清帝国还沉湎在“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幻觉中之外，日本、琉球、朝鲜和安南的“中国认识”其实都在变化。最近，关于明清以后的日本、朝鲜、琉球、安南和中国的关系，有了越来越细致的研究。其中应当特别提到的，就是本书主编夫马进教授的研究。这十年来，我陆陆续续读到他很多有关琉球、朝鲜、日本和中国的论著，那些非常详细和具体的研究，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这个叫做“东亚”的空间里，政治、文化、思想、学术如何互相环绕和彼此交错。
　　回到本书，在“高丽、朝鲜的对华关系”这一部分中，矢木毅的论文《朝鲜前近代民族意识的展开——从三韩到大韩帝国》相当值得注意，他考察了“三韩”概念的形成，特别是高丽时代延续和传承的“高句丽意识”、高丽反女真以及朝鲜王朝反满清意识的来龙去脉。虽然中国学者常常提及朝鲜对大明王朝的“事大主义”表现了朝鲜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认同，但是，正如他所说的，朝鲜所谓的“事大主义”实际上仅仅是对汉族政权，时间仅仅局限在明代一朝。实际上在表面“事大”的背后，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