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友爱、哲学和政治:关于福柯的访谈

作者:丹尼尔·德菲尔 汪民安




  德:福柯对哈耶克非常感兴趣。哈耶克曾经启发过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一批反法西斯、反国家经济的人。希特勒的战争经济思想是想以发动战争的形式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在某些做法上,希特勒采用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凯恩斯作为经济学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研究了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指出国家和政治在摆脱经济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他也是欧洲社会经济政治亦称作社会民主的启发者。哈耶克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强烈批评者,他在最初是批驳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治的。撒切尔夫人想借用他的理论来反对社会工党。不过,福柯怎样来看待哈耶克呢?事实上,福柯对哈耶克的注意同他自己的研究历程相关,他当时在研究治理术。福柯在他的研究中意识到十八世纪末治理术的转变。十八世纪,治理术更多地转向人口、寿命和健康等生命方面的问题。对福柯来讲,看上去,自由主义是一个寻找新治理术的经济方法,但是,从某方面看,新自由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是一个政治手段而不仅是一个经济思想。它在管理生命、人口的同时也试图限制国家的作用。福柯是从治理术的角度来探讨新自由主义的。到底怎样来探讨治理术?我举一个例子,例如,在法国有一场关于家庭补助金的政治辩论,讨论家庭补助金是否被国家作为监视儿童违法犯罪的手段。也就是说,这里既存在监视和惩戒的司法手段,同时又是管理生命的经济手段。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哈耶克的兴趣就在于,他把新自由主义管理生命的手段,作为政治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是,福柯也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成问题之处。哈耶克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他也替新自由主义做了最理论化的宣传。刚才我已经提到了,福柯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并不赞成新自由主义的哈耶克,也不赞成这个自由经济的政治,他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技术问题来分析。不过,福柯和哈耶克对于国家的批评也有相似之处。福柯有他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一面。但是,福柯和哈耶克对政府的批评是不一样的。新自由主义者的批评目标主要针对着国家干预性的经济政策,而无政府主义则是对国家进行纯粹的政治批评;自由主义者认为应该让个人管理生命,应该是市场、自然法而不是国家充当管理者的角色。作为道德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应该依靠伦理道德而不是国家来管理事务。就此,福柯也拒绝国家。他对国家持非常怀疑的态度。有一天,他的朋友请他去见密特朗,他拒绝了。他不与权力打交道。雷吉斯·德布莱曾对福柯说:“我知道,和国家领导人握手会弄脏您的手。” 所以对权力政治,福柯是保持抵制和怀疑的态度的。
  福柯做过一个很了不起的关于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的讲演。这个演讲不是为新自由主义唱赞歌而是指出了它的危险性。当然,从别人那里也能找到对福柯所做的自由主义的阐释——比如,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助手埃瓦尔德。他是福柯右派,我是福柯左派。我主要是谈福柯的左翼思想。
  汪:在福柯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他甚至对所有的权力、法律、政府都表示了反对。
  德:对法律不能这么说。相反,福柯应该会赞成法律的。但他也看到了,在我们的社会里,规范越来越多,而法律则越来越不重要了。这一点在福柯看来是危险的。生物的规范、心理的规范、卫生的规范——比如欧洲卫生规范的出台,致使奶酪的销售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了。大量规范的出现的结果就是,法律从我们的社会中消失了:规范取代了法律。而法律是通过议会讨论的,这种讨论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民主的。反之,规范作为技术人员和专家的标准,从舆论角度看,它远离民主。就此,福柯也偏向法律而反对规范。规范在我们的社会逐年增长,这他很早就分析过了。
  汪:福柯是一个典型的批判知识分子。他说过,他对任何看上去的自然事实都持有一种怀疑和批判的目光。这也是巴黎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他们非常政治化,目光敏锐,积极干预,保持争论,充满活力。这是他们留给人们的印象,但是,现在的巴黎知识分子还保持这种风格吗?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今天的知识分子和六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有何不同之处?
  德:我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在今天,在我们这里是否还存在知识分子圈子!我想说的是,在今天,思想的交锋已经大大地平息了。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和列维-斯特劳斯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在精英传统中受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他们既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也受过很好的高等学院教育。他们都是高师学生,通晓拉丁文、希腊文,有经年的学习、全面的知识结构和百科全书般的见识。阅读斯特劳斯、阅读福柯,令人眩目万分。这一代人具有绝对完备的人文知识。他们都是在“六八风潮”前夕出现的。
  我是“六八风潮”的积极参与者。在我看来,说到今日的大学,是非常带有悲剧性的。如今的大学教师都被极端地专业化了。不错,他们可能会花费多年时间写一个博士论文,但不愿频繁地改变他们的研究主题——比如,以前每两三年通过国家教师招聘考试就要换一个主题。我想,每个个体的研究能力变弱了,研究范围变狭窄了。每到司法讨论,所有人都会对我说要是有像福柯那样全面的大思想家就好了。今天的讨论都是媒体讨论,这种讨论层出不穷。我们在这些讨论中,只是看到了享有特权的人,没有看到大思想家。媒体中的讨论根本不充分,论战迅速但并不深入。
  一位叫弗朗索瓦·克鲁兹的法国年轻人写了一部很好的书,《法兰西理论》。书中讲到法国大学界对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以及利奥塔的抵制。在法国,谁要是写了关于福柯的博士论文,谁就找不到教职。与在法国相反,法兰西思想却更新了美国大学。因此, 有点讽刺性的是,今天想去美国的法国人必须了解法国当代思想。上个星期,普瓦捷大学有一个福柯研讨会。这是第一次在福柯故乡举办的一个福柯哲学思想研讨会。我和福柯的弟弟在首次讲座时到场。我们听到普瓦捷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用一种令人惊愕无比的方式介绍福柯。他把福柯描述成一个怪异的形象:他披着白披风讲课——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这是将同性恋形象妖魔化。他信口胡言,还把福柯说成是来自月球的一个大人物。接着他介绍福柯《词与物》这部书中的“科学”概念。把它作为一个集体主体概念来解释。这真是荒诞不已。我说:“我们走吧,别待下去了,这简直太糟糕了。”在座的其他年轻教授,他们讲得不错,但是,都是美国哲学家,这其中就有朱迪斯·巴特勒。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知识界的状况!普瓦捷人认识福柯却需要通过美国哲学界!也就是说,需要借助于美国的过滤来理解福柯的现代意义。法国大学无法催生对福柯思想的阐释和理解。这就是法国知识界的可怜境况。
  (柴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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