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娱乐大于评判？
作者：蒋原伦
这样说，也许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不以为然，这些年来，各类与电视沾边的新鲜事情或由电子型新生事物派生的稀奇事比比皆是，哪里就轮到电视评委了?况且在他们的印象中，电视评委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打有电视看以来就有电视评委，何新之有!
是的，人们对电视评委早已习以为常，他们也是这个时代的偶像，是不同于李宇春们的另类偶像，指点江山，激扬口才，气势如虹。直到杨二车娜姆现身于“快乐男声”评委席上，观众才觉察其中有些变味。杨二的喧宾夺主和八卦式搞笑，很难简单用“离谱”两字来概括，它凸现了某些被我们忽视的东西。
在我模糊的记忆中，电视评委的存在至少有十来年的历史，印象较深的是“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委阵容庞大，来自各方的神圣分坐好几排，场面颇威严，那时有电视评委的节目不算多见，能当电视评委的人在十多亿人口中真是凤毛麟角，故他们在大众心目中多少有点权威和公正化身的意味，当然还因为是全国性大赛的缘故，是最高水准的象征。
不过近年来形势发展飞速，电视评委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笋多了，虽然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价位也就降了下来，电视评委在我心目中由崇高而降到亲近或滑稽或可爱的地位上，之间的落差有点像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然而，既然是新生事物，就不会因为这些外在的干扰而挫败，就好比有了土壤和雨露，竹子一定会节节攀升，有了电视节目，电视评委也一定会破土而出，特别是随着电视选秀节目的遍地开花，电视评委的行情看涨，它们找到了新的增长点，那就是在“超女快男”等大赛中，在形形色色的娱乐“PK”节目中充当评判。
说到评判，在体育比赛中最常见，没有他们，比赛就会乱套，无法持续。电视评委的功能主要也是让电视节目“可持续”发展，不过电视评委和体育裁判有区别，因为体育规则是细化的和相对稳定的，其中灰色地带或模糊空间很小，裁判只须依据规则打分即可，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小。电视评委则不同，除了裁决，还要会表演和自由发挥，亦即评点，精彩的评点是一道可口大餐必不可少的佐料，没有它，荧屏中的比赛就显得冗长、乏味，也就难以持续。当然也不是一开始就如此，记得在当年的各类电视大赛中，评委是只管亮分，即便对自己与众不同的判断有所解释，也只是寥寥数语，就把话语权迅速交回主持人。
但是电视就是电视，电视的大众传媒特性使之有超强的生产能力，它有一种疯狂的、超乎寻常的推进作用和鼓动力量，它非要让在镜头前的每一个人都运动起来不可，运动就会产生热和光，就会产生效能。在镜头前，你可以是狂喜的、悲情的、幽默的、笑容可掬的、风度翩翩的，甚至怒发冲冠或泪雨滂沱，就是无法安宁、无法保持一张客观标准的面孔。
电视节目在其膨胀过程中，逐渐发现和发掘了电视评委，因为电视评委在延续时间长度，保证节目完成的过程中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和电视主持人一同将节目进行到底，往往电视评委担任了比主持人更多的功能，他既是现场观众，又是特约嘉宾，既是电视节目的参与者，又是该节目的评判者，只要调度得当，他可以撑起半边或大半边天来。不过这样一来，对电视评委就有了新的要求，即除了公正和权威，还要具备如下素质：反应敏捷、出口成章，有脱口秀功夫，有说服力，风趣、幽默，既要搞笑，又会自嘲，有时还能出怪露丑，只要挽留住观众就是好评委，经济学中的“猫论”在这一领域更加通行。
渐渐地，情形有了变化，评委们的发言向着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路数上演化，当然长篇大论不是方向，评委应有的方向是言说的准确、深刻、尖锐，尖锐不必一定蜇人，但要到位，不拖泥带水，这样才能有活力而不致流于无聊、聒噪。某些评委也有这样的才华和能力，但是批评的深度在这类节目中很难得到展现，往往在紧要关节的地方需要深度进入时，却反而朝着油滑的方向荡开去。
在相当长的时段里，人们将文化创造与批评分开，认为创造源于直觉，批评依据理性，好的批评和坏的批评的区分只是看对创造有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然而在学术、思想界，人们早已认识到批评即创造，批评不仅是文化建设的动力，批评本身就是创造性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但是在大众文化领域里，批评仍然被当成是创造的对立面，当成文化的异类来看待，不太受欢迎。而电视评委的出现，确是有可能将批评带入了大众文化的最中心地带，起到文化建设的示范作用。况且深邃的思想如能获得精粹的口头表达，不仅展示了文化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并且可以使传统文化中深邃和理性的一面在新媒体中得到承传和延续。许多人寄希望于电视评委有可能将某种价值评判体系带给大众文化，并以此来规范异质的大众文化。
遗憾的是电视评委的出现没有能成为上述这种期望实现的契机，因为他们的表现似乎仅仅只是佐证了电视媒体的娱乐特质。由于对荧屏前的观众缺乏信心，他们倾向于华丽的表达，倾向于以机敏取代深邃，即兴的发挥取代缜密的叙说，或者说对眼球的重视超过对头脑的重视。
这里，有一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的潜移默化，大众也就在这种娱乐氛围中逐渐地放弃了对公正和权威的寻求，认为及时行乐才是明智的选择。这也意味着他们对评委的品味和公正性产生了怀疑，这怀疑应当不是基于人品，而是基于人性的局限。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代沟存在于每一个领域之中，存在于三到五年的年龄段之间。价值判断的多元不必然导致、却容易引发娱乐化倾向，当所有各各不同的价值观互相抵消时，娱乐往往就成为最高价值，并在社会整体的消费语境下演变成娱乐通吃原则。换句话说，如果公正和权威不能吸引眼球的话，那就应退让到次要的地位，但是电视评委的娱乐特质是不可动摇的，这里包含两层含义：一、电视评委要指点观众，让他们在荧屏前不仅用欣赏的心情来娱乐，也学会用挑剔的眼光来娱乐，这样观众在这类对决中不仅得到宣泄和排遣，还借助评委的评点获取优越感和快慰；二、电视评委的出场和表演，本身要带来笑料，能出人意料地开辟新的娱乐方向和途径。所以像杨二车娜姆这样的评委在荧屏上现身可谓应运而生。
杨二的出现是一个信号，而且是强烈的信号，她以自己的搞笑、好表现、我行我素，轻易地卸下了评委原本应该有的客观公正的面具。有网文对杨二的论述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杨二如果没有‘过人之处’，她也坐不到这个位置上出风头。在柯以敏与湖南人闹翻之后，湖南卫视迫切渴望另一个柯以敏，他们不想要朱桦、丁薇这样的老好人，杨二似乎成了一种可能。……”
这里之所以把杨二当成强烈的信号，是她将某些倾向一下子就挑明了，并轻轻松松就将其推向极端，尽管许多观众对她过分高调的好表演有接受障碍，但是这不妨碍她牢牢地占据着万众瞩目的评委位置，这又一次提醒我们电视媒体在当代文化中的超级强势作用，它说要有杨二，杨二就会出现。杨二车娜姆曾在博客中自嘲，“感觉自己这半年来就像一块肉，被人扔在油锅里炒来炒去，什么人都可以拿一把铲子来炒我一把。电视台炒我，收视率上去了。我的油榨干了，再把我扔回去给媒体炒。……”用一句“咎由自取”或“愿打愿挨”是很难概括她的处境的，背后的魔术师是作为综合体的媒介经济社会，它能将杨二变成电视评委，或反过来将电视评委变成杨二模样。
不必担心今后的电视评委全都发展成杨二那一种类型，随着电视节目的扩大再生产，电视评委有越来越多的自由发挥空间，还会开发和创造出新的评委模式和评委特质，还会有不同于杨二的张二、王二、李二、赵二、刘二等纷纷涌现。无论欢喜还是忧虑，疑惑还是警惕，我们必须面对电视评委或各种电子文化及其派生物，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环境和当下处境。我们所有的文化创造活动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完成，正如我们浩瀚的历史文化中有那么一部分已经在“百家讲坛”中换了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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