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文明的病态
作者：毕会成
文明以微寄生手段达到缓解巨寄生危机的结果，是文明的自我维护机制转化为自我扩张机制。不过，在文明征服野蛮的图式之旁，还并存着另一图式，即后发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征服，譬之如中东被希腊，希腊被罗马，乃至罗马被日耳曼的征服。这两种图式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或许麦克尼尔认为它们发生于不同的层面，一为文明与野蛮之间，一为文明内部，因而没有同时讨论的必要。但是，如果对两种图式的关系不加处理，文明扩张机制的阐述便是不完整的，因为，前身为野蛮社会的后发文明本来也可能被中心（先进）文明同化，从而消失自身的独特存在；只是由于地理的或生产方式的巨大区隔，它们才能够在经受文明病的洗礼之后，从半清空的命运中挣脱出来，成为异质于中心文明的边缘文明。它们而后对中心文明的征服不但标志着中心文明的业已衰败，而且为中心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从而成为中心文明进一步向外扩张的工具。
历史上，这些虽处边缘却能征服中心文明的后发文明多带有游牧或半游牧的性质。作为中心文明的他者，它们随时都在觊觎对方的财富，但由觊觎财富而实施征服且能征服成功，则通常只发生在中心文明穷途末路之时，因此这种征服不但带来政权上的改朝换代，往往也同时意味着文明转型的开始。在《全球通史》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将游牧民族的全球性入侵作为世界史分期的标志性事件，其深意即在于此：在中心文明因成熟而腐败，而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的时候，异质的游牧民族的入侵正是它的救赎。
游牧民族的入侵作为重大的巨寄生事件，通常都与重大的微寄生事件相关联，或者作为其前奏，或者作为其后果。而重大的微寄生事件在引发生理抗体的同时所引发的精神抗体，在参与构建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形成了双重寄生平衡的另一层内涵，其对文明史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单纯的巨寄生或微寄生事件。
大致从公元前一千年起，欧亚大陆经历了古代文明向古典文明的转型。各中心文明——五大古文明——不断外拓，突破了古代文明被汪洋般的野蛮世界所包围的孤岛状态，直至相互联结，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跨欧亚大陆的几乎不间断的文明地带。在文化上，到公元前六——三世纪，各中心文明几乎同时孕生出伟大的诗哲经典，和对宇宙人生问题的基本解释与态度，从而使此时代成为后世不断反观回望的所谓“轴心时代”。一般认为，文明史上的这第一次转型就是公元前一二○○——一一○○年间席卷诸中心文明的游牧民入侵的直接后果。它在微寄生上的后果还要再等一千余年才能显现出来，这是由当时极其落后的交通交流条件所决定的。公元前四世纪以降，伴随古典帝国——远东的秦—汉帝国，远西的希腊—罗马帝国，中亚的安息—贵霜帝国以及印度的孔雀帝国——在地域上打成一片，传染病也第一次进入了洲际规模的均质化过程。均质化的主要受害者当然是远离中东—印度疫病中心的欧洲和中国，尤其是西欧和华北。因此，当均质化最终于公元三世纪汇成疫病频发的危机景象时，这个所谓的“三世纪危机”在成为推倒罗马帝国这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推的同时，更成为压垮大汉雄厦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后，与病毒的入侵交互进行的游牧民的入侵在摧毁西罗马之余，又重创了东罗马；在摧毁西晋之余，又重创了东晋。旧的历史圆圈行将闭合，新的历史圆圈旋即开启：此后的欧洲是日耳曼与罗马基因重组、希伯来与希腊砥砺共生的新欧洲，此后的中国是胡汉混成、梵华同化的新中国。
与瘟疫伴生的不仅有征服/统治这类巨寄生形态，还有宗教这种巨寄生的规制者。身处文明世界疫病中心的印度—中东并非偶然地成为所有形式宗教的源发地。在这里，文明的巨寄生关系只能在本已相当严峻的微寄生关系之上加以形构，其方式不能仅限物质制度的层面，更根本的还应诉诸内在精神的强制，诉诸禁欲主义的道德律令，这种高强度的诉求只有高级宗教(形式宗教)才能满足。同时，这种宗教也不得不以彼岸拯救的承诺对充满病痛和死亡的无常人生进行抚慰，从而便利地充当乱世苟活者的精神鸦片。于是，在疫病由印入华，由中东而欧洲的传播中，宗教作为疫病的精神伴生物也采取了同样的传播路径。佛教在基督诞生不久传入中土，其在中国的官方统治地位从三世纪延续到九世纪，此间也正好是基督教在欧洲一教独尊的时期。随后，当外来疫病终于稳定为本土形态，八四五年后佛教的官方地位被复兴的孔教所取代，尽管这时的孔教已是“儒释道”三教合流后的孔教。外来疫病在生理的中国引发抗体的同时，也在精神的中国引发抗体，这种抗体最后落实为植入孔教中的佛教理念。而在欧洲，八○○年的查理曼大帝也昙花一现地复兴了罗马的多神教作为宫廷宗教，从而以极端的方式凸显了基督教作为欧洲文化抗体的性质。
基督教自出现在欧洲之日起，便面对着如何协调其外来的希伯来信仰主义与本土的希腊理性传统之间的巨大张力的历史性挑战。如果说三至九世纪的外来疫病引发了对与之俱来的希伯来信仰主义的无条件拥抱，那么查理曼之后伴随疫病本土化的文化本土化回归则阶段性地落实为经院哲学的出现。经院哲学是基督教在西欧中世纪的主导形态，正是在这一形态下，基督教对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完成了全方位的规制与整合。经院哲学将希伯来信仰主义纳入希腊理性视野，以形式逻辑论证启示的确当性，这套生硬的拼接术从学理的意义上既是对信仰主义的悖离和阉割，又是对理性传统的奴化和窒息，因此仍是一种内在紧张有待于进一步消解或超越的非稳定态，而在最终消解之前则是两极摇摆：或者以理性反叛和颠覆信仰，或者以信仰扼杀理性。疫病史与这种摇摆的关系在于，一旦有新的全欧性的疫情出现，它将再度为原教旨的希伯来信仰主义招魂，从而终结经院哲学脆弱的平衡。这样的转机仍是由游牧民的入侵带来的。
十三世纪的蒙古骑兵在冷兵器时代行将落幕之际回光返照般地在亚欧大陆上拼凑出一个空前的帝国。往返络绎的信使、商队和军队，在将帝国有效联结的同时，也将鼠疫杆菌从它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源发地，扩散至帝国内外，一三四六年以后致命地蹂躏了欧洲的以“黑死病”谓之的鼠疫，就是它的后果之一。黑死病肆虐之际，一个人在二十四小时内走完从染病到死亡的全部过程，而无论他对上帝虔诚与否。人们又一次从理性的自恃与傲慢中被推回到存在的深渊里哭泣祷告。与此相因应的，只能是为乖戾无常的不可理喻的灾难留有余地的世界观：各种宿命论色彩的异教哲学的复兴，神秘主义的泛滥，都指向唯信仰论的诉求；经院哲学自身也并非偶然地为与神交往的个性体验出让空间，作为对一三四六年以后公开而广泛的反教权运动的回应与妥协。进而，当体制化的经院哲学不再有妥协与回旋的空间时，“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应运而生了，中世纪的铁幕被撕开了一个醒目的缺口。
（《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汕头大学出版社二○○五年十一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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