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文明的病态

作者：毕会成

　　一元论史学多倾向于将两河流域推定为文明的唯一源发地，由此涟漪般扩散，首先出西南而波及埃及；然后差不多同时，向西北以克里特岛为跳板登陆希腊，东北越帕米尔高原挺进黄河流域，东南循俾路支山隘深入印度河流域，这样，截至公元前二○○○年，包括两河流域在内，总共铺陈出了五个奠基性的文明区域，俗称五大古文明。以后，远东的黄河与印度河文明在相对隔绝的东亚或次大陆板块分别开拓出自成一体的大中华与大印度文化圈。余下的地中海三文明则一度走向合流。先是埃及与两河被波斯强制撮合，然后二者作为一个文化整体(中东)与希腊统一在希腊—罗马帝国的名义下。但强加的军事—政治统一弥合不了文明间固有的裂隙。在文明由中东而希腊，由希腊而罗马的波浪状扩张过程中，由于地理的隔阂，每一阶段性扩张所衍生的都是难以被既有文明完全通约的异质性的新文明，这种异质性又被新文明对既有文明的反向征服进一步强化了。在新文明对既有文明既parasite（寄生）又paracide（弑父）的关系中，文明/文化的整合只是一厢情愿的政治幻象。三九五年，将地中海“内湖化”的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三大古文明作为东罗马的主体完成了与罗马本土的切割。进而，集结到伊斯兰旗帜下的中东摆脱了希腊的宗主权控制，将东罗马还原其希腊的民族属性——拜占庭。此后，希腊—罗马对欧洲腹地的文明扩张更多地借助入侵游牧民的宗教皈依和传教热忱，并持续地以宗教分野进行区隔：基督教内部的天主教—东正教之争成了欧洲内部罗马—希腊传统对抗的新的表达。更传统的中东与欧洲的对抗则披上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驱邪斗法的道袍(十字架与新月的战争)。宗教的支持和意识形态化徒然增加了对抗的烈度。在长达七个世纪的复国运动里始终与穆斯林处于对抗前沿的西班牙人在运动取得标志性胜利的一四九二年，同时踏上了探寻新航路的征程。此举不仅旨在开辟绕开穆斯林世界的东方商路，更急迫的动机乃是寻求在东方建立军事据点和结盟，实现从海路对穆斯林世界侧翼包抄的全球性战略构想。结果却不期然地发现了新大陆，完成了文明的全球化覆盖；却不期然地引发了价格革命，加速了旧贵族的没落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却不期然地催生了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在中世纪废墟上的摧枯拉朽奠定了物质基础；一句话，它不期然地摁响了近代的门铃。而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整个东方的殖民命运和在西方主导下的文明一体化进程也在这一刻被注定了。
　　这一持续不断的文明扩张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它有着怎样的内驱力并形成着怎样的机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在《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中提出的有关文明结构的分析框架或许有助于问题的解答。
　　根据这位美国史家的见解，文明社会存在着同构性的双重寄生：一重是发生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微生物对人的寄生，即所谓“微寄生”（microparasites）；一重是发生于社会内部的表现为劫掠、税收等剥夺行为的人类间的寄生，即所谓“巨寄生”（macroparasites）。文明的特质在于这双重寄生内部及其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来自双重寄生任何一方的变动都要求另一方的补偿性变动，借以减缓整体的震荡。如果变动突破了特定的临界点，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不过，一般而论，体现于族群或阶级妥协的人类理性，自然的有机调适能力，包括人体的自发免疫力，最终总会汇成某种合力指向修补和维持这种均衡，从而挽救文明社会于将倾。就本质而言，文明是一种双重意义的病态：在微寄生的层面，只有人口聚居的文明状态，才能改变传染病在游离零散的蛮荒群落中毁灭性的发病样式，为传染病与人类宿主间的自然调适能力，包括人的生物抗体反应能力的形成提供必要的社群条件，最终在避免二者两败俱伤的基础上稳定为地方病或儿童病这类“文明病”形态。巨寄生的情形与此平行，通过试错式博弈，剥夺者与生产者逐步建立起某种共生关系，容许生产者对剥夺产生抗体，这种抗体就是生产者奉献的剩余产品。抗体反应当然是一种代价，但社会据此摆脱了无常而致命的微寄生或巨寄生病变，因而堪为文明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恶之花”。
　　这一体现文明基本结构的双重寄生模式首先意味着，文明的源发地不可能是充当人类摇篮的非洲热带草原，而只能是走出摇篮后最先到达的地中海世界。热带草原繁复的微寄生关系使人类这一中等规模的生命存在无从挣脱生物层次上的制衡，从而足以将任何的文明演化冲动扼杀于无形。只是到了地中海世界，相对低度的微寄生水平才第一次为巨寄生关系的构建腾出了可能的空间。在这里，狩猎的人类终于面对猎物资源告罄的困局而不得不向生产者转化，生产者陷身其中的艰辛而庸常的生存状态与人类的狩猎天性如此冲突，以致生产者在防范动物掠食者对庄稼或畜群的侵害时，还必须防范人类掠食者的侵害性。战争作为生产活动的对立面，在生产活动压抑社会主体的狩猎天性时，通过将狩猎转化为同类间的劫掠，为少数军事精英的狩猎天性另辟了张扬的空间，从这个空间中逐步构造出巨寄生关系的原型——士对农的寄生，军事—政治集团对生产者的寄生，这种关系的制度性确认和提升，标志着国家与文明的产生。
　　相对于无序而平等的野蛮状态，文明代表着秩序下的剥夺。文明秩序一经确立，便同时打开了巨寄生膨胀的潘多拉之盒。承平日久下无节制的人口增长，文明的奢侈本性，军事官僚机器的自我扩张本能，以及服务性消费群体的成长，在在威胁着突破文明赖以维持的消费与生产之间的比例底线，一旦积重难返，则最终会在超出生产者承受极限的时间和地方导致社会均势系统的坍塌。与巨寄生周旋因而成为前资本主义或前消费时代诸文明的共同命运。从终极意义上，这种巨寄生危机终究是不可逆转的，每一特定的文明社会皆有其劫数(定数)。但在劫数耗尽之前，诉诸对外战争作为阶段性的危机化解之道通常总能赢得决策阶层的共识。因为，无论战争胜负，基于阵亡的人口折损总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是胜利的战争，还意味着疆域的扩张和为过剩人口开拓殖民空间。两者都有助于缓解巨寄生的结构性紧张。而如果战争发生于文明—野蛮之间，则文明病的存在几乎注定了这种战争的胜利结局。文明病为文明社会赋予一种无与伦比的生物武器，一旦突入无抗体的野蛮社会，很快恢复其被文明驯化前的狰狞面相，在短期内造成大量的伤亡。进而，当士兵的入侵与病原体的入侵接踵相继，巨寄生的蹂躏与微寄生的蹂躏如影相随，再强悍的野蛮社会也难逃崩溃的厄运。文明社会的推进不断地在外围产生半清空的地带，幸存者经常无力抵抗融入文明共同体的命运。文明世界借助微寄生与巨寄生的共谋关系完成对野蛮世界的征服。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与瘟疫的裙带关系并非只是修辞学意义上将战争比喻为瘟疫，而是战争的打击经常与瘟疫的肆虐并辔而行，并且掩盖瘟疫的后果。
　　典型的情形出现在西班牙的美洲征服中。西班牙在复国运动终于胜出之时发现，它在战时动员的庞大兵力到战后成了急需外引的巨寄生赘疣，这一发现成就了它对新大陆的征服，尽管事后证明这种征服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兵力。一五二○年以后，科特斯和皮萨罗分别凭借区区六百人甚至更少的兵力就征服了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这个历史个案曾令麦克尼尔备感困惑，并在解惑过程中将他引入别有洞天的疫病—社会史领域：导致印第安人惨败的主导性原因竟是西班牙人随身带去的天花，天花在旧大陆已稳定为文明病，但为新大陆首次接触。就在阿兹特克人初战告捷之时，天花在其首都墨西哥城的肆虐制造了万人空巷的“悲伤之夜”，科特斯得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后，立足墨西哥的天花势如山火，于一五二五年前后蔓至印加，染疴身亡者塞谷盈野，恰于此时闯入的皮萨罗根本不曾遭遇真正的军事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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