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当文学史写作成为“话语事件”

作者：李建立

　　在人们的印象中，李杨一直是一位对“五十—— 七十年代文学”特别感兴趣的学者。他也因此不断地被人质问：难道你真的喜欢“五十—— 七十年代文学”？他认为这样的提问方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其中所蕴含的预设——“五十—— 七十年代文学”大多是没有文学价值的——至少需要做出如下反省：做出此种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其理解文学的基本框架和怎样的历史情境有着直接的关联？对“文学”的定义和解释在更大的结构中承担了一种怎样的功能？这里的“文学”价值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信仰”？为什么在标准的适用限度没有得到检讨前就能被用来评判“五十—— 七十年代文学”？如果对提出这些问题的思路没有明确的认识，倒是很容易被这些咄咄逼人的问题再次迷惑，更容易认为李杨对“五十—— 七十年代文学”有过多的“偏爱”。其实，他的“偏爱”有着一种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自觉。读他的《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会发现，五十—— 七十年代仅仅是他思考文学史问题的重要凭借之一，是不是趣味使然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一出发点同样也是历史的“产物”，是对文学（史）写作和研究现状进行判断之后的一种清醒选择。
　　正如他所说，“‘文革’的结束，不仅结束了一个政治时代，也结束了一个和政治相呼应的文学和文学史时代”。从此开始，文学在“新时期”的号召下，试图实现“文学和政治离婚”并要“回到文学自身”。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将这种向“五四文学”和“文学自身”的回归提升到了文学史的高度，并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作品作家重评与文学史生产。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者那里，他们“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可是，同样出现在二十世纪这一“纯物理时间”里并对之后的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五十——七十年代文学”却被放逐在这一文学史规划之外，相应地，所谓“重写文学史”更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五十——七十年代文学”的大部分抛掷在了一边。这种排斥方式和这一时期对“五四文学”的塑造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二者分享了一种同样的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即“传统/现代”、“启蒙/救亡”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说，在“新”的文学史中“五十——七十年代文学”没有任何意义，恰恰相反，正是“五十——七十年代文学”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他者”定义了后者乃至“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观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正是在绕开了“五十——七十年代文学”之后，试图在“五四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之间建立起自身的连续性。因此，要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五十——七十年代文学”乃至“左翼文学”不仅是一个不能放弃的路径，而且其重要程度和现实意义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那么，“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中，“五四文学”是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和“个人主义”等启蒙话语有着密切关联的，相应地，“左翼文学”则是处在“救亡”条件下的民族国家的“战时”行为。在这里，通过“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左翼文学”的兴起自然被理解为“救亡压倒启蒙”的结果，与此同时，“五四文学”对人的发现和唤醒被认为受到了压抑。李杨通过对被历史叙述者有意或无意遗忘的资料和论述的梳理发现，“五四文学”的两个命题——“个人”和“白话文”——“本身就蕴涵着向‘个人’和‘非知识分子白话文’发展的内在趋力。或者，更准确地说，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乃至‘阶级’认同，与从鲁迅、胡适式的白话文发展到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并不仅仅源于外力的干预，而是表现为‘个人’、‘白话文’的现代性逻辑的内在展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了“没有五四文学，何来左翼文学”的说法，试图破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之间二元对立的框架。
　　说到这里，似乎他在建构起“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关系后，要展开对文学史的重新叙述，并从中凸显“左翼文学”作为所谓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重要意义，但他要完成的是用现代性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学史写作，也就是“文学史写作的现代性问题”。他认为，“现代性”作为一个“后现代”的问题，“不是一个肯定的概念，但也不是一个否定的概念，它是一个反思的概念”。这决定了他从一开始就将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构造。在这种视角之下，“五十——七十年代文学”乃至“左翼文学”同样是一个需要批判的对象，无论是作为“五四文学”的“他者”，还是被回收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述空间，最终都是为了打破线形的历史叙述方式。之所以要将“五十——七十年代文学”作为最初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因为它们被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写作者心安理得地隐匿了起来，并把这一结果呈现为“客观”的历史纪录。要展开对这种文学史设计的反思和批判，当然要将“五十——七十年代文学”重新解放出来，借此证明所谓历史叙述的虚妄性。
　　因此才有了他从“五十——七十年代文学”向“左翼文学”和“五四文学”的追究。这种被不断误读的“偏爱”与目前进行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研究一样，和是否“喜欢”这些文学没有太多的关系，而是对象的历史处境决定了他的选择。
　　李杨更大的企图也许是解构作为现代性装置的“文学史写作”。在书中，他直接道出了自己从事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再在‘文学史’意识的框架内讨论‘文学’问题，而是将‘文学史’本身当成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曾经被认为更具“确定性”的文学史作为一个需要被重新考量的对象进入视野。只是他并不打算彰显既有写作逻辑的混乱，而是观察写作文学史时所依凭的规则及其对历史事实进行剪裁和取舍的方法。这样一来，文学史写作就不仅仅是一种对历史进行客观记录的透明中介，而成了福柯所谓的“话语事件”，而且是具有物质性的“历史事件”。成为历史定论的幻觉使得文学史写作常常伴随着“谬误”的排除和权力的制衡，同时为了造成一种因果相应和有始有终的历史样貌，文学史写作者常常以“断裂”的方式重新确定“起源”。在这样一个霸道的历史叙述面前，所能借助的是福柯的“知识考古/谱系学”方法：“它更趋向分解由历史学家们不厌其烦编织起来的所有这些网络；它使差异增多，搅乱沟通的线路，并且竭力使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也正缘于此，李杨对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进行了新的解读。他认为，王德威的观点有两重意义：首先，这是一个“重写文学史”的命题，是建构性的，因为王德威通过对“晚清现代性”的考掘和对其文学史价值的确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另外的方式；还有就是，该命题还可解读为“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解构性命题，它的意义不在于挑战了有关中国现代性的五四起源论，而在于挑战了起源论本身。
　　通过这样的读解，王德威观点的“革命性”就被充分发挥出来，而他本人则有更大的雄心，先后提出了如此多的“反文学史”命题：
　　没有“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没有“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何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没有“五四文学”，何来“左翼文学”；没有“现代文学”，何来“古代文学”；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
　　这些李杨所谓的“反文学史”命题像一个个幽灵出现在“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些稳定结构的罅隙里。很显然，他的每一次勾连都可能让一些文学史写作者难以接受，比如所谓“新时期文学”正是在先后宣布“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失败之后才扬帆远航的，而根据相应的时间序列，“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当然是在“当代文学”之前的。李杨的“厚今薄古”显然有违常识。而这正是他所要寻求的论述效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原有那些稳定的历史结构进入一个“崭新的时空”，从中发现其“经验论的根源”和“原始动机”，“把它们从虚构的同谋关系中澄清出来”，呈现出那些被自然化了的叙述链条的人造特征。更重要的是，将文学史看做一个横断面，找出诸种话语力量言说历史时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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