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学术视野中的“关键词”（下）
作者：陈平原
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的“导言”中，雷蒙·威廉斯称：“燕卜荪在其著作《复杂词汇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中，发现了《牛津大词典》里的许多缺失。我同意他的观点……”（中译本，10页）这话让我想起英美新批评早期代表人物瑞恰慈（I.A.Richards,1893—1980）和燕卜荪（William Empsom,1906—1984）与中国学界的深厚渊源。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瑞恰慈任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小说”、“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课程，其著述《意义之意义》、《文学批评原理》、《科学与诗》等，很快引起中国读者的强烈兴趣。如叶公超、朱自清、钱锺书、曹葆华等，或评论，或译述，或借鉴，都开始关注瑞恰慈的学说。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瑞恰慈的学生燕卜荪先后任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讲授英国文学等。在此期间，燕卜荪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复杂词汇的结构》。战后的一九四七年，燕卜荪重来北大任教，直到一九五二年方才归去。燕卜荪之在昆明讲授英国当代诗歌，直接影响了“九叶诗人”如穆旦等，这点常被文学史家提及。我则关注曾在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大任教的瑞恰慈和燕卜荪，如何深刻影响了其同事朱自清的学术思路。
在《语文学常谈》（一九四六年版）中，朱自清提及，现代的语义学与传统训诂学之“从历史的兴趣开场，或早或迟渐渐伸展到现代”不同，更注重“从现代的兴趣开场伸展到历史”。英国批评家瑞恰慈之强调语言文字是多义的，是由该词的全部历史以及具体语境确定的，必须分辨语言文字的四层意义（文义、情感、口气、用意），尤其是瑞恰慈“不限于说诗，而扩展到一般语言文字的作用”，这点让朱自清深感佩服（参见：《朱自清全集》三卷，172—17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朱先生生前编辑的最后一书《语文影及其他》，收录有《说话》、《撩天儿》、《如面谈》、《论废话》等十则分辨语词的短文，该书的序言，开篇即自报家门：“大概因为做了多年国文教师，后来又读了瑞恰慈先生的一些书，自己对于语言文字的意义发生了浓厚的兴味。”（同上，三卷，333页）。至于公开表态，欣赏并追摹燕卜荪，更是在此前十几年。《诗多义举例》（一九三五年版）中，作者称：“去年暑假，读英国的Empson的《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觉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试用于中国旧诗。”（同上，八卷，208—209页，一九九三年版）
在文史研究中，将语义分析和历史考据相结合，朱自清最成功的著述还属《诗言志辨》。此书原拟名“诗论释辞”，包括四篇诗论，考辨的是批评史上至关重要的“四个词句”，即“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序》中说：“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意有许多人分头来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的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同上，六卷，127—131页，一九九○年版）此等“从小处下手”，仔细辨析词义的方法，在朱自清看来，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正途，更切实可靠，也更有学术价值。
可是，关注“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这一研究策略，不见得非从瑞恰慈和燕卜荪那里拜师学艺不可，传统中国学术也有类似的思路。比如，朱自清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九三四年版）中，就称：“郭君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义，他的书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例如‘文学’、‘神’、‘气’、‘文笔’、‘道’、‘贯道’、‘载情’这些个重要术语，最是缠夹不清；书中都按着它们在各个时代或各家学说里的关系，仔细辨析它们的意义。懂得这些个术语的意义，才懂得一时代或一家的学说。”（同上，八卷，196—197页）日后，在评论罗根泽、朱东润的批评史著作的《诗文评的发展》中，朱自清再次强调：“文学批评里的许多术语沿用日久，像滚雪球似的，意义越来越多。沿用的人有时取这个意义，有时取那个意义，或依照一般习惯，或依照行文方面，极其错综复杂。要明白这种词语的确切的意义，必须加以精密的分析才成。”（同上，三卷，30页）而到目前为止，没有材料证明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人在撰写批评史时，直接受到瑞恰慈或燕卜荪学说的影响。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判史》以及《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其特别引人注目处，确实在对于诸多重要文学观念的精彩辨析。可此类以文学观念的演进为中心来构建批评史的研究框架，我以为与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之提倡“历史演进法”有关，但也是擅长考据的清儒之拿手好戏。借考证特定词汇的生成与演变，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实在是“老树新花”。关于这一点，可借用胡适、傅斯年对于清儒阮元学问的表彰。
胡适完成于一九二三年的《戴东原的哲学》，论及阮元之“最长于归纳比较的方法来寻出文字训诂的变迁”，尤其是对《性命古训》这样最能体现其“比较方法与历史眼光”的著述推崇备至：“阮元的性论的重要贡献还在他的方法，而不靠他的结论。他用举例的方法，搜罗论性的话，略依时代的先后，排列比较，使我们容易看出字义的变迁沿革。”“这种方法用到哲学史上去，可以做到一种‘剥皮’功夫。……我们对于一切哲学观念，也应该常常试用这种剥皮手段。阮元论‘性’，至少能指出古今‘性’字的意义不同，至少能教我们明白哲学观念是常常随着时代变迁的，单是这一点已可算是很重要的贡献了。”（《胡适全集》六卷，437、449、451—45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类似的说法，可见于傅斯年最重要的著作、出版于一九四○年的《性命古训辨证》。该书的“引语”这样评价阮元的《性命古训》：“阮氏聚积《诗》、《书》、《论语》、《孟子》中之论性、命字，以训诂学的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哲学之立场，以摇程朱之权威。夫阮氏之结论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则足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型。其方法唯何？即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是也。”（《傅斯年全集》二卷，50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二○○三年版）
“观念”有轻重，“沿革”有长短，“剥皮手段”有精粗，但在内在思路上，清儒之关注“字义的变迁沿革”、希望“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与今人耳熟能详的“观念史”研究，不无相通处。二○○五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美国哲学家、观念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洛夫乔伊所著《观念史论文集》（吴相译），全书共十六章，除作为“总序”的“观念的历史编纂学”外，所论有“十八世纪思想中的‘自尊’”、“作为美学规范的‘自然’”、“自然神论和古典主义的相似性”、“论诸种浪漫主义的区别”等。此书的论述策略，与二十年前便已经译介进来的韦勒克的《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其实没有多少差别。
关于“观念史”，中国学界更为熟悉的，恐怕是美国人怀纳（P.P.Wiener）编纂、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编译并刊行于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的《观念史大辞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这套大书共四册，包括政治与法律卷、哲学与宗教卷、文学与艺术卷、自然与历史卷。至于另外一套观念史大书，虽尚未有中译本，却因为一场学术争论而声名远扬（参见：《中华读书报》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所刊孙周兴《实践哲学的悲哀》等），那就是德国的《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e）。该词典是德国学术图书协会出版社（WBG）出版的一套大型哲学概念史词典，共十二卷。很希望有“好事之徒”，肯下大功夫，将这套大书译成中文，以便我辈不懂德文者也能翻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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