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观察日本的视角
作者：孙 歌
利用事件与人物个案中的具体证词、特别是与事实有出入的证词来否定总体性历史事件乃至历史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这是日本保守势力与右翼的惯用手法。在现实层面，发掘有力的证词仍然是一个必要的斗争策略，而冲绳民众中那些当年亲历了惨剧的老者也打破了保持多年的沉默，坚强地站出来提供了他们本打算带到另一个世界中去的证词。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在东亚受害国的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者当中那提出证词的艰难一幕又一次重现，看着《世界》增刊号上那些证人的照片，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揪心的震撼。
冲绳是唯一真正实践了“死者平等”信仰的地方，与宣称这一信仰却按照是否效忠天皇对死者进行取舍的靖国神社不同，冲绳的百姓们至少容忍了那个平等祭奠冲绳人与本土日本人、平等祭奠日本军队与美国军队的“和平祈念公园”。但是，这份宽容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顺从。当冲绳人集结起来反对篡改历史的“皇民化”记述的时候，他们与其说是在日本内部进行抗争，毋宁说是构成了东亚地区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问题到此并未完结。当大江和坂本以自省的姿态推进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冲绳的无辜百姓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的集体自杀问题与日本社会的其他问题发生了关联。不仅慰安妇问题、细菌战问题、教科书问题等都在冲绳这一视角中获得了新的形态，而且南京大屠杀和靖国神社参拜这两个象征性的事件后面隐藏的日本社会政治结构问题，也被冲绳的事件牵到了前台。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作为受害国家的国民，究竟如何回应冲绳民众的抵抗运动，进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日本”，也变成了一个问题。
日本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在现有的关于冲绳民众集体自杀是否受到强制的争论背后，隐藏着一个危险的走向，就是日本的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现有日本宪法中为“和平宪法”定调的关于永远不拥有军队、永远放弃战争的第九条将被废除，日本将成为美国在国际上的军事帮凶。这种担心绝非空穴来风。前不久日本内阁为了通过《自卫队海外运油新法案》，在在野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已经否决了该项提案的情况下，不惜再次延长临时国会，利用执政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动用了众议院否定参议院决议的特别手段。这不免让人联想起一九六○年安保运动时岸信介内阁强行通过《日美安保新条约》以及附属条款的所作所为。《每日新闻》在二○○七年九、十、十二月分别对日本人进行了三次全国范围的电话民调，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是否应该在十一月运油期限结束之后再次开始下一轮的运油任务，民调结果显示了民意正在从多数支持转向多数反对。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与要求和平的民意相拂逆的是，日本内阁在派出海上运油队等等问题上，并没有给国会以任何讨论空间。正如《朝日新闻》在二○○八年一月十一日的社论《走投无路的“三分之二”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再次投票通过，是宪法为政治对立无法解决的时候预备的非常手段。要想行使这一权利，立法单位为达成共识所进行的最大限度的努力和选民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为了否定参议院的意志，必须具有政治上的妥当性”。这就是说，借助于宪法规定的非常手段而推动一个决议的通过，特别是这个决议有违选民的意志并且一度被否决的时候，议会需要履行真正的民主程序，而在关键时刻，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日本执政党并没有这样做，它体现的议会政治并不是“说服的政治”，而是“非常手段的政治”。
在此情况下，冲绳民众的抵抗运动就不再仅仅意味着对于改写教科书的抗议。事实上，在冲绳的社会舆论里，它也是被与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认识的。其中，发生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美军士兵对冲绳少女的性暴力事件、对于美军从冲绳撤出基地的要求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于日本政府的抗议，不仅在抗议美国与日本政府的合谋，而且以此抗议为世界和平做出了真实的贡献。在冲绳的边野古一带，抗争美军基地移设计划的行动一直在艰难地持续，而日本政府与冲绳县政府的绥靖乃至合谋的政策，资金援助的利诱与自卫队的威慑，在给冲绳民众造成内部的分裂与对立的同时，加大了抵抗美军基地运动的难度。与发生在韩国的抵抗美军基地的运动一样，这抵抗一方面意味着对于本国政府的对抗，它将引来政治上的压力；同时，也意味着该地区民众已然形成的以基地为生的“基地经济”瓦解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后者造成了对抗基地运动的内在困境。
与日本本土捍卫宪法第九条的社会运动相呼应，冲绳的抗议教科书改写与反对美军基地的运动都是日本社会中正在消长起伏的社会状况。与此同时，与中国社会的状况相似的是，大众文化正在日本社会生产大规模的“政治冷漠症候群”。更多人关心的是自己的生计以及日常性的享乐。他们对于国家政治，对于世界和平，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而对于发生在身边的事件中隐含的政治性，缺少必要的敏感度。这样的社会群体最具有追认现实政治的保守性，这也正是日本内阁得以不断推行保守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已经不太能够使用“民众”这样一个语词来泛指社会生活的主体，正如我们不能把“国家”看成一个既定不变的实体一样，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统一体，它因为剧烈的分化包含着相互对抗的力学关系，从而造成不断起伏的动态平衡。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把冲绳看成铁板一块，也不能把日本看成一个单纯整合起来的对象；进一步说，只有在主权国家的意义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是外在于日本和内在于中国的，而在追究战争历史真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时候，以主权国家为唯一标准来区分自我与他者，常常会遮蔽问题的真正所在。举一个极端的假设（当然，希望这仅仅是假设）来说，我们可以以“日本内部事务”为由隔岸观火地对待冲绳正在发生的一切吗？我们难道一定要等到美国的航空母舰联合日本的自卫队（军）有一天开到家门口，才能意识到冲绳人的抗争与我们并非毫无关系么？！
当然，这个极端的例子并不能说明问题的真正所在。问题的真正所在，是我们语焉不详地用“批判民族主义”的方式遮蔽了的问题，这就是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学领域里，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累积，借助于古典性的论述，我们可以了解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国家在假设意义上被人格化，因而使得国际道义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可以成立的时候，作为真实存在的个体所信奉的道义原则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国家的道义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个体不能直接代表国家，而且个体伦理意义上的“恶”在很多情况下会在国家道义的意义上被转化为“善”。今天，当跨国的联合在各种层面上都向前推进（尽管这种联合未必都对等，也未必都意味着伦理意义上的“善”）的时候，“国家主权”等等问题并没有被边缘化，因为“跨国”依然是以“国”为单位的；而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此种情况下，个体的道义选择究竟如何与国家的道义选择建立真实的关系，从而使得它具有国际政治意义上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