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观察日本的视角
作者：孙 歌
视角的不同，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观察结果。这是因为，当你无意识地从属于某一个视角的时候，你会强调它给你呈现的那些内容，而忽略它所遮蔽的部分。没有万能的视角，而且随着历史的变化，视角的变化也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感知这一切？
南京大屠杀。靖国神社参拜。细菌战。慰安妇问题。这一个一个血淋淋的视角，至今仍然让我们颤栗。我有幸结识了王选，直接聆听她讲述自己的经验，了解她艰苦而孤独的努力；她让我懂得了一个沉重的道理：战争的创伤，永远不可能用和解来抹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仇恨可以承担历史。和解与仇恨，在历史中都可以找到位置，但是，它们不是通向历史的路径。
最让中国人无法忍受的，或许是南京大屠杀与靖国神社参拜这两个事件。由于它们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就是承载了超过本身内容之上的象征性，因而，它们往往被置于细菌战、慰安妇等等同样沉重的历史事件之上，被视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争端性事件。当社会舆论被集中于这样的象征性事件的时候，冲突的白热化在所难免。就结果而言，这种白热化的冲突有可能提供拒绝忘却历史的动力，使得有识之士在还历史真相的艰难斗争中有可能得到必要的社会舆论支持。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当社会舆论集中于这样的象征性历史事件的时候，有时候会过分关注它的象征性，而忽略它的历史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争执的焦点不是认识和分析的具体对象，而是关注者自身的态度和立场。由于日本社会中一直存在着美化侵略战争和否定战争整体犯罪事实的右翼倾向，这就使得态度与立场问题具有非常现实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历史分析的目标是为了反驳日本右翼的谬论，这反驳自然需要一个明确的立场，因而，它是必要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关于靖国神社性质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引发了如此重要的连锁效应，首先因为它们都具有这样的性格。但是，假如我们不能够清醒地把握这种对于历史事件象征性的追求自身所具有的限度，那么，一种简化的立场分析眼光将要取代真正的历史分析，而我们将会面临失掉历史的可能。事实上，我们经常可以在“反日”思潮暂时消退的时候观察到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那就是曾经聚焦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象征意义的社会舆论并没有必然性地导致整个社会声援那些在第一线为追踪历史真相而奋斗的有识之士，他们反倒会被社会舆论所遗忘。人们常常忽略一个基本的事实，作为象征的历史事件是名词性的，而作为历史的历史事件是动词性的。当人们满足于一个名词性的结论的时候，那个作为动词不断流动着的历史却在悄然地改变着。而处在这不断变化的漩涡中心的人们，需要的是同样动态性的支持，但是，为结论而争执的时候，我们很难给出这样的支持。
历史分析的确立，需要建立主体的目的意识，因为这可以避免导致在激烈冲突的历史面前采取追认现状的历史决定论态度。但是这种目的意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现实的政治态度与立场。相反，它要求历史视角在不断涌来的现实政治漩涡中保持自身的“射程”。正是由于如此，对于历史真相的追问并不一定与政治斗争完全同步，它的主体目的意识并不在于直接追求自我实现（因为这一预设是虚假的），而往往会体现为对于历史场域中结构性力学关系的追问。这是因为，历史从来不会垂青于任何主体，主体如果试图实现自我意志，那么，就必须经受历史这一力学场域的锤炼。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日关系，而随着日本批判知识分子对于相关历史事件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有关靖国神社的出色研究被介绍进中国社会，我们开始获得了关于日本的初步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打造中国人对日本的感觉是重要的，尤其是它们具有的批判性格，使得中国知识界比较易于打破对于日本的单一想象，从而对于日本内部的批判知识分子发生某种认同。为了有效地建立历史分析，这或许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事实上，这一步正在发生，而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下一步，我们该向何处走？
我翻开岩波书店出版的临时增刊本《世界》。这本二○○八年一月一日出版的《冲绳战与“集体自决”——发生了什么，传达什么》，传递了一个紧迫的信息：对于当今日本来说，一个迫在眉睫的历史与现实问题集中在冲绳！
中国的传媒其实已经报道了这个信息，这就是在二○○七年三月三十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教科书审议结果，删去了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太平洋战争中的冲绳战役后期美军即将登陆之际、冲绳民众被日本军队强迫“集体自决”中“日军强迫”的部分，把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改写成了冲绳人为了殉国而自愿选择了自杀。这个举动引发了冲绳民众的愤怒，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冲绳举行了有十一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进行抗议，要求文部科学省撤回这一审议结果。文部科学省迫于压力不得不承认了集体自决的被强迫性，表了一个“价值中立”的态度：如果送审的出版社要求撤回该稿，可以维持原来的写法。
与此同时，其实早在两年之前，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大阪法院已经在受理一起诉讼案。原告是冲绳战役中曾任海上挺进队第一队长的梅泽和已经去世的第三队长赤松的弟弟；被告是岩波书店和大江健三郎。前者曾在一九六八年出版了家永三郎的《太平洋战争》、一九六五年出版了中野好夫、新崎盛晖的《冲绳问题二十年》，一九七○年出版了大江健三郎的《冲绳笔记》。原告以大江的《冲绳笔记》记载了冲绳民众“集体自决”的被强迫性而构成名誉损害为理由，要求被告停止出版并公开道歉和支付精神损害补偿金等等。实际上，这起诉讼暗地里完成了一个转换，就是把由日本国家操纵的军队在战时的加害行为转换为个人的名誉问题，从而把焦点集中到某队长在当时是否真的下达过要求民众集体自杀的命令这一极其有限的个人层面上来。这当然使得对立的双方不得不就事论事地进行法庭辩论，但是这一事件也同时推出了另外一个认识层面。
利用民事诉讼来进行思想和政治斗争，这是日本社会通行的一种方式。各方政治势力都在自觉地利用它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自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出版了他们的“自由主义史观”的教科书并试图在学校教育中推行，日本的进步势力一直通过各种方式阻止这一篡改历史的企图，其中的方式之一就是以民事诉讼的形式进行抗议和抵制，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之举也因为其违背了宪法被多次告上法庭。当年的“东史郎事件”，最初也是以民事诉讼的方式呈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政治与思想的问题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含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民法本身所能涵盖的范围。因此，法庭取证和辩论，具有非常强烈的公共政治色彩。当大江健三郎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法庭上出现的时候，他的证词在事实上构成一种演说，实在是顺理成章的。
这个持续了两年的诉讼在二○○七年十一月又一次开庭，对原告和被告进行了传讯。大江在证词中表示：他的《冲绳笔记》中包含了三个主要的母题：一、他向日本社会报告了自己了解到的日本近代以后为把冲绳纳入日本的体制而对其进行皇民化教育的过程，且认为这是冲绳的悲剧；二、在七十年代初，他预期冲绳在从美国占领状态下回归日本之时将继续忍受美军大规模军事基地的存续；三、日本人并未认识到本土的繁荣与和平是以冲绳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他扪心自问：“我是否可以改变自己而成为与现在这样的日本人不同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