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东亚的心胸
作者：韩东育
时间过去了一年多。我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但卡蓝默先生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和思考角度，却被我纳入到后来的东亚史研究工作中，并试图在文化的意义上来寻觅造成东亚各国间关系现状的历史根源。研究中发现，文化本身不但可以带来怨恨，有时甚至是肉眼看不到的更深层怨恨。而且，这种怨恨的发生还极易表现在同一个文化圈内部，就是说，来自圈外的打击和残害所能造成的创痛烈度，要远远小于圈内的相应行为后果。
生猛海鲜，是今天中国人餐桌上的时尚。可在当年，食“腥膻”却是野蛮人的标志。农耕文明的优越感，使“火食”“粒食”还是“水产”“六畜”这一单纯的进食方式差别，逐渐被附着以文明和野蛮的价值高下色彩，成为中原王朝在启动“华夷之辨”时的一个初始设定（《礼记·王制篇》）。直到明朝，谢肇还在《五杂俎》中说：“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六畜，皆不知腥膻。……圣人之教民火食，所以别中国于夷狄，殊人类于禽兽。”一个中国周边的文化地理空间，于是乎按东南西北方位被划分成了夷、蛮、戎、狄。由于历来的舆论都认为这种甄别不乏文明催化作用，即“夷狄进至于爵，与诸夏同，无外内之异矣”（皮锡瑞语），同时，又明显感到“贵中国而贱夷狄”（朱熹语）的“华夷”标尺一经确定便很难从根本上被改变，于是，这种可变与不可变的文化及其展开，便容易给周边部族和地区带去双重压力：一个是如何认同华夏价值以进入这个“正统性”，使自己不再或少受一些其认同前必然会受到的文明歧视；另一个则是，当发现以往的模仿对象已式微衰落，却反而无法改变模仿者在模仿对象心目中的夷狄印象时，取代、贬低直至取消中华标准，又成为他们所不能不直面的更大的压力。
“华夷秩序”的完整形态，应该由：文化上的“华夷关系”、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和经济上的“朝贡关系”三大块组成。这种文化规定所表现出来的农耕文明的居高临下，暗示“食腥膻”者还需要进化，需要来自华夏文明的开发和帮助，而接受这种帮助的前提是他们需要在文化上尊华夏为上国（“用夏变夷”），在政治上接受“宗藩”编制，在经济上行“朝贡”义务。也许是因为文化落差确有催人向上的正面价值，所以千百年来中原王朝的周边地区似乎习惯了在“华夷秩序”中生息和发展，有的还视自身的“变夷为夏”为荷禄承恩，感戴不忘，表现出明显的“中枢指向”（Central Direction）特征。在这一前提下，中原王朝的最高文化标准和道德价值，也几乎程度不等地都被它们拿了去，作为高自标置的权威依据，如李氏朝鲜的“小中华”说（《成宗实录》卷二十）和“中国代理”说（《宣宗实录》卷四十一）、越南的“中国之将”说（《大越史记·本纪》卷六）、日本的“夏廷”“汉阙”说（《大日本史》卷二十四）与“东方君子”说（《神皇正统记》）等不一。
中原王朝既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其心胸便显得很开阔。明太祖朱元璋曾把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等十五处，列为“十五不征之国”（《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这种心胸的产生，其实跟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关。据《明太祖实录》等史书记载，朝贡贸易在明成祖时代（一四○二—— 一四二四）最为轰轰烈烈。结果，有些朝贡使怀私携诈，大量运来在明朝早已堆积如山的滞货，让明朝高价吃下。可明太祖时定下的“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蠲其税”调子，被明成祖大方地继承下来，理由是：“商税者，国家以抑逐利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在皇帝们的秤盘上，政治上的得失显然大于经济上的盈亏。有如此“厚往薄来”之大利，朝贡者焉有不来之理？可是，倾中华之物力的郑和下西洋壮举虽把朝贡贸易推向顶峰，却也把朱元璋时期积攒下来的家底折腾得差不多了（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于是，日后徒具形式的朝贡贸易开始为民间贸易所取代，以至于朝贡国想接续当年的利益，也只剩下一厢情愿。日本曾在足利义满（一三五八—— 一四○八）以来通过朝贡贸易（勘合贸易）体系从中国捞取了巨大收益。一六一○年，德川初代将军家康，曾令臣下本多正纯向明朝福建总督修书求取“勘合符”，意欲恢复一五五一年解体的“勘合贸易”。见明朝未做答复，家康甚怒，竟一度命令岛津氏出兵征明，虽计划未果，但在日本诸大名之间，“征明”舆论一时间甚嚣尘上（善之助：《海外交通史话》）。
这意味着，贸易的紧缩，导致了贸易双边的心胸收敛甚至狭窄。后来的清朝，出于面子上的需要，一方面通过减少朝贡国朝贡频率的方法来维持朝贡体系（《清世祖实录》），同时，还通过颠倒的“厚往薄来”原则，开始占起朝贡国的便宜来（《折焚く柴の记》）；而在朝贡国一方，其与中国间名分的计较，却从此拉开了帷幕。其实，东亚诸国眼里的“华夷礼序”和“朝贡贸易”，不过是“名”与“实”的关系罢了。本来，朝贡国对自身的夷狄身份就嫌忌有加，其纷纷打出“小中华”名号，正是前面说到的“第一重压力”所致。之所以“小中华”制作动机这时还不是为了与“大中华”相抗衡，是因为在中原王朝“予多取少”之博大襟怀的雨露滋润下，名分上的压力，已经在实利的巧取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释，而且也更实际些。但是，随着“实”的萎缩，“名”的话题也就当然要浮出水面。其简单的逻辑可以被表述为：中国以往用来支撑“朝贡体系”的文化理念——“礼乐”和政治纽带 ——“宗藩”，显然也应随其经济实力的弱化而无法继续构成号令东亚的有效力量。于是，如何摆脱迄今的夷狄名分和藩属地位，便成为东亚诸国后来不能不直面的新课题。它需要口实。这个强有力的口实，便是“明清鼎革”。
入关前的满族，在中原中心主义的文化分布中，一直是一个“夷狄”的存在。“夷狄”而占据“中华”—— 这一空前巨大的鼎革事件，使“中华不再”舆论，瞬息间甚嚣尘上，并迅速在东亚地区弥漫开来。这也就是朝鲜人所谓“华夏腥秽”、越南人所谓“以夷变夏”和日本人所谓“华夷变态”等说法的由来。这意味着，敢于斥清为“夷”的人或民族显然不可能也还是“夷”—— 东亚人这一常识性的逻辑，一时间收效甚著。可是，当他们以为终于甩掉了夷狄帽子时却发现，想瞬间改变历时千百年的东亚价值体系，其难度不但不亚于对朝贡纽带的摆脱，价值本身所特有的“无形而无不在”的深邃力量及其所造成的高下心理感觉，实非短时间内可以清除干净。日本近世之所以用去两百多年也没有完全啃下这块难啃的骨头，曾引得津田左右吉大发感慨，指出哪怕是“神道”之“道”，也仍然是“支那特有的观念”（《支那思想と日本》）。由于第二重压力十分难以对付，遂使一些看上去心胸并不开阔的小动作，开始频繁上演于东亚各国“去中国化”的舞台上。其中，日本的表演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从文字诠释、学理强辩到政治机巧、明争暗算的过程，遂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