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探寻中国的现代性

作者：黄宗智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汪晖的下一步工作转向了晚清和民初思想的变化。他指出，晚清思想家，尤其是严复和梁启超，将“天理”重塑成了“公理”，在这里，“理”包含了类似于科学公理和进步的内容，但仍然包含了旧“天理”观的内容，即“天理”不仅包含了自然，同时也包含了政治和社会。也正是作为这一“公理”观的一个部分，严复（也包括梁启超）创造了“群”或社群（相当于群体、社会，甚或“国家”）这一观念。美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曾分析了严复如何阐释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与原来的个人自由的含义不同，严复将自由理解为个人为了国家能力之目的的能量的释放。（史华慈强调了在这一阐释过程中，严复是如何深刻而具有创造性地理解了现代西方的“浮士德”[即为富强而出卖其灵魂的]精神的。）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对于严复来说，这就是内在于“群”中的“理”。这与约翰·穆勒（John Mill）和洛克（John Locke）的古典自由主义观念有很大的差异。不过对于汪晖来说，这里的问题不是理解的“准确”与否，而是每一种理解背后揭示的不同历史情境和问题意识：一者在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强调资产阶级对于国家的权利；另一者则立足于一个正欲共同追求自强的国家和社会中。这一理解思路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严复和梁启超思想的新的阐释，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另类的可能。
　　章太炎也许是汪晖著作中考查的诸位思想家中最古怪的一位。他是严复和梁启超的新公理观的批评者。作为一位具有强烈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革命者，章太炎的个人观来源于道家和佛学思想，而不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对于章太炎来说，个人不是如古典自由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价值和认同的最终根源。他的个人观并非建立在财产所有、天赋人权和自我关注之基础上，他的个人观最终恰恰导向了一种无我的状态，并最终形成了所有人和事物，包括自然的无差别的平等的融合。正是基于这一观念，章太炎对严复和梁启超的国家—社会观或群的概念及其新的公理观，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我们也许可以猜想，关于章太炎的这些精细而复杂的分析，对于汪晖来说，即意味着另类现代性视野的另一种资源。
　　汪晖下一步的分析转向了“科学话语共同体”在中国的兴起，这是他关于宋儒天理观和晚清思想中公理世界观转化的分析的高峰。他从作为现代西方科学话语全面影响之证明的现代大学和学科制度的建立入手，开始分析中国的知识体系如何发生全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只局限于部分思想家中，而是知识和知识生产的全面重组。汪晖指出，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现代学科、大学和大学教授是这一根本性转变的独特产物。从这里，读者可以进一步更清楚地看到他早先分析的意义和重要性。
　　在这里，汪晖的研究呈现了一个也许是出人意外的转变，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建构。“科学主义”这一概念被美国中国研究界的郭颖颐（D. W. Y. Kwok）使用于他早年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颇具影响的著作（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New Haven, CT: Yale Univ. Press,1965）中。汪晖将这一概念及其使用深刻地上溯至政治与经济学家哈耶克。哈耶克首先很具现实感地指出，市场经济中的个人只能得到不完全的信息，因此，指望他们有完美的理性，或者使用自然科学的假设和方法来研究经济，都是不对的。但哈耶克接着却开始建立一种假设，他提出，在民主—自由的西方市场经济中，不完美的个人，在不受任何国家的干涉下，可以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创造一种近乎最完美的自然的经济秩序。最后，他揭示出自己的最终目的，即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深层的批评。但正如汪晖指出的，市场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历史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强大的国家干预，在历史上，最早是以重商主义，之后是以帝国主义的形式。他引用布罗代尔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保护自由市场，而是保护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与其说是保护市场，还不如说是“反市场”的。对于汪晖来说，（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这一轨迹，在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的联合吹捧下，在今天已采取了全球经济的形式。在这一脉络下，哈耶克那种虚构的自由经济为特定政治议程——即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鼓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服务的意图就显示出来了。将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非西方的社会主义体制画上等号，转移了人们对现代西方自身一个根本特性的关注，因而为它自己所宣称的真正的科学性获得了完全的合法性，而科学性本身就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一个关键因素。无庸讳言，这里也包含着汪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
　　这里再一次显示出，汪晖对天理、公理，甚或现代中国科学话语共同体的解读不仅是对中国思想核心和内在主题的重新阐释，而且也是他对现代西方所宣称的普适性和实证性的科学提出挑战的一种方式。它们意在为现代科学打开伦理和政治—社会的维度。汪晖提出，科学与伦理和政治的分离，可以理解为一种解放，正如将自然从上帝和教会中解放出来一样，但它也可以是压制性的，正如它在十九世纪实证主义下所达到的状况一样。（沿着汪晖的思路，也许有人会反过来，坚持将科学界定为与伦理和政治不可分离，就像毛泽东时期的总体控制一样，这样，它就可能是压迫性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是解放性的，用以超越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正如汪晖之所寄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那样。）
　　必须指出，上述所有这些分析，都基于汪晖对文本的精研细读之上，这是他研究方法的基础，也是形成他整个研究结构的一砖一石。也正是这一态度，使得他的著作具有特有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中西思想家之间穿梭来回，互相对照的方法从上述的总结应该能够看得出来。但是，最终使得他与其他现代主义话语的批评者真正不同的，与其说是他的方法，还不如说更多地依赖于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底色。他的工作中总是具有一种历史的视野，或一种现实感（用汪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种“历史感”），它既是宏大的，又是具体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也许可以进一步引申说，它同时包含了马克思和韦伯那样的宏大视野，既有社会—经济体制的观察，又有观念和思想的分析；既有对结构的洞悉，又有对过程的细察；既考虑到了大的历史动力，又观察到了个人的能动性和历史的偶然性。正是这样的历史视野和现实感最终给汪晖的比较话语分析赋予了深度和力量。
　　汪晖对于自己的总体目标有清楚的表述。对于建立在主导性的、标准的西方叙述之上的现代主义（这一叙述在当前的中国也是主导性的），他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这一叙述在描述中国时，具有重大的缺陷，并且，即便是对西方本身，也是不准确的。由此，他力图探寻替代性的另类理解。他的这一探寻是在对西方现代主义叙述与他重建的中国叙述之间的不断比较中进行的。这里必须再次指出，这种比较并不是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之间的比较，因为汪晖并不是要为中国的话语或思想争得什么优越性，更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他要我们直面现代西方无法否认的存在和影响，同时也要我们直面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但他反对简单地采纳现代西方和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提供的“现代性”之路。汪晖采取的方式是在现实需要的关照下，重释中国的历史。因此，这是对一种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寻。对于他来说，这一探寻的第一步是将中国的历史从现代西方强加的主导性叙述中的作为“他者”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也是他将对自己著作的最近的总结和反思命名为《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载《开放时代》二○○八年第二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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