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从“度苦”到“顺生”

作者:孙 郁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大约民十顷发表于《北京晨报》之副刊。而副刊的编者则是孙伏园。后来,鲁迅追记当时的情形曰:“那时伏园虽然没有现在这么胖,然而已经笑嘻嘻地颇善于催稿子了。”看其语气,颇若有憾于孙公者然。《正传》尚没有登完,这之间,孙公不知为了什么事而告假回南了。代理编辑的一位某公,史无明文,其胖与瘦虽不可得而知,我想定是不那么笑嘻嘻地善于催稿子,于是鲁迅就将阿Q枪决了,而《正传》也就以“大团圆”收场。鲁迅于此曾说:倘若伏园不离开北京(那时当然还没有“北平”这个名称),他一定不让阿Q被正法。现在,我们感谢孙公之善于催稿,同时,我们也憾于其告假,以致阿Q竟在《正传》之第九章绑上了法场;如其不然,阿Q底寿命一定更为长些,而《正传》也将有第十章或第十七章了。然而过去底事究竟是过去底事,说什么也挽救不回来,正如人死之不可复生。如今且说苦水之写《揣龠录》,自其开端之“小引”,一直到现在写着底“末后句”,没有一篇不曾受过中行道兄之督促,就是道兄自己也说苦水写此录是“逼上了梁山”。于此我必须声明:中行道兄永远瘦,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永远一定是,虽然苦水并不懂得麻衣相法。在编辑的途中,道兄积劳成疾,还生了一次不轻底病:肺炎。记得我去看他的时节,虽已十愈八九,但他仍须躺在床上和我说法,看其面貌较之平时也并不算瘦;其时我想道兄大概平时早已瘦到不能再瘦的程度了罢。至于道兄之善于催稿子则绝不弱于孙公伏园,即使苦水并非鲁迅,而且他也并不笑嘻嘻。他底面貌永远那么静穆,语音永远是那么平和,总而言之,一句话:他永远不着急,不起火。这使我想:道兄真不愧有道之士也。其静穆底面貌与平和底气语却有一种“逼人力”,即是说:他让你写稿子,你便不能不写,不好意思不写;即使是挤(鲁迅所谓挤牛奶之挤)也罢。多谢道兄:以苦水之无恒与无学,拙录竟托了谈禅之名出现于佛学月刊底《世间解》上,得与天下看官相见;而且一年有半的期限之中,竟写出了十有二篇。
  顾随是出色的鉴赏家,在三十年代已颇有些名气。他长年生病,写的文章不多。可偶一为之,便有不俗的气象。因为是外语专业,对域外文化的了解较深。可是无缘出国,兴趣也渐渐向国学转移。他谈旧诗词,灵思闪闪,冷观深切,道他人未道之言,比王静安毫不逊色。言佛理与儒学,亦深思洒脱,目光如炬。他本来能写很好的小说,旧体诗词亦佳。可是后来退到书舍,以教书为业,遂放弃创作,埋头到教案的写作了。不过他似乎不怎么看重自己的文字,动笔渐少,许多思想都消失于精神的空洞里了。张中行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也很深。自己也多少受到顾随的影响。多年后写那本《禅外说禅》时,多少还是能看到《揣龠录》的影子的。
  同是出身于北大,顾随喜欢鲁迅,张中行偏爱知堂。两人对周氏兄弟的看法有同的一面,也有异的地方。顾随文字婉转清俊,亦热气腾腾,似乎学鲁迅;张中行平淡幽微,乃知堂笔法。不过在对传统的看法和诗词的鉴赏方面,两人相近的地方多。前者对宋词有精妙的体悟,后者浸于唐人的清幽流畅的意蕴里,可谓古风习习。他们都在传统文化里用力,却又没有方巾气,意识里是现代人的洒脱。对国民的批评和反省,是异乎寻常的。顾随热的一面,是张中行少的地方。所以一个忧愤过深,以至伤体。一个不温不火,就岑寂得很,竟得高寿。张中行回忆自己的友人时,常常惦念的是这位高雅而热心肠的人,因为彼此在对精神的幽怨的存在的看法,毕竟还是有诸多相近地方的。这就是人生来大苦,唯有艺术能超凡入圣。他们对旧的诗文的敏感和有趣的阐释,现在能与之比肩的不是很多。
  《揣龠录》是难得的奇文,张中行对此评价很高。我一直觉得它对张氏的影响是内在的。或者彼此在对佛的看法上心有戚戚焉。比如书中对怀疑问题的感受,就非禅似禅,似哲非哲。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学佛要信;参禅须疑。”真是悟道之言。而且也认为,一切归创造:“佛佛不同,祖祖各异。则亦以其为是创作故,非模拟故,非剿袭故。”这就把佛学的存在流动化了,绝无教条的痕迹。他看经典,思绪是动的,乃智者的内省,时见耀世之灵光。如:“窃为凡一切为学,必须有两种精神:一曰取,一曰舍。而且取了舍,舍了取。舍舍取取,如滚珠然;取取舍舍,如循环然。”至于如何取舍,顾随回答得大气淋漓,即倜傥分明也,往来自如也,不为物所累也。《揣龠录》是哲人的独思,意蕴仅在周氏兄弟之下,有时亦多奇思,翻滚摇荡于江河之上。他从佛的意蕴里,看见的不是静止的遗存,而是动的精神。“一种语言中,倘若没有了否,则便只剩下是;而只有是的语言只有印玺和保守,而更不会有革新与创造了。”此种观点,张中行都心以为然。你看他的文章,不也多是类似的意识么?
  虽然是佛学类的杂志,但后来有关佛学的文字却被文学与人生哲学的话语代替了。因为作者群中,信仰佛教的人太少,只是把此作为话题而已。而张中行的兴奋点也渐渐向罗素那类哲学家的路径靠拢,文章的编辑就与周作人式的趣味接近了。其实在编辑该杂志时,他对佛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也生出怀疑来,《心经》所云“不生不灭”、“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用逻辑学的观点看,前者违反排中律,后者违反矛盾律。他觉得,重要的也许不在于对与错,而是引起对生死问题的冥想。佛学大而深,接近它而非迷信之,能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在那些人眼里是理应如此的。人生是个漫长的度苦之旅,但那力量有时不在外力,而多在自己,回到自身才是悟佛的一个归程。
  废名谈佛有禅宗的意味,不妨说带着神秘的期许。顾随则有点禅外的哲思,偶能窥到内心的清寂与冲淡。俞平伯讲佛的时候,内心却有孔老夫子的中和之音,自己还在佛门之外的。以顾随为例,在内心深处是最有悲苦意识的,其诗词里就多有空漠的意象。可是偏偏以非正襟危坐的语气面对禅学,未被禅意所累。众人谈佛却不入佛门,乃是对人生有别样的看法,儒者的智慧也是有的。佛学的吸引张氏,是因为意识到了内心的苦,是有动因的。所以他既没有神灵飞动的一面,也没有安详如梦的心绪。看到了佛说的苦的根源,自然有大的欣喜。但人的生命源于欲,竟然以消灭欲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也是有自身的问题吧。他在与佛学深入地接触之后,发现只用释迦牟尼的思路是不能解决所有的困惑的。于是思路又回到罗素的怀疑主义那里,从笛卡儿式的沉思里直面悖反的难题。他后来写《顺生论》,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即从佛学出来后,怎样对待“逆”和“顺”的问题,这时候他与佛家的距离就很远了:
  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有三点很值得注意。以佛家的轻视私爱之情,可是不舍“大悲”,修菩萨行,要普度众生,这即使应该算作空想吧,如果所想多多少少可以影响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想总不比不想为好。二、逆常人之道以灭苦的办法,如果真能够信受奉行,精进不息,禅悟而心安理得,这种可能还是有的;修持而确实有所得,这条路一定不如常人么?似乎也不容易这样说。三、定名的网罗,疏而不漏,跳出去,大难,不幸有疑而问其所以然,又常常感到迷蒙而冷酷。对这样冷酷的现实,道家的办法近于玩世不恭,只是不闻不问地混下去。佛家则不然,他们认真,想人定胜天,沙上筑塔,其精神是“抗”。胜利自然很难,不过,正如叔本华所推崇的,逆自然盲目之命而行之,可以当做人对自然的一种挑战。这用佛家的话说是“大雄”,结果是螳臂挡车也好,这种坚忍的愿力,就是我们常人,想到人生、自然这类大问题的时候,也不能淡漠置之吧?
  上述的思想能看出他的关于信念与否的核心。前人的信仰,是对外在理念的执著,信他。张中行起初也是这样的。至少办《世间解》的时候还残留着这种期盼。可是读来读去,发现有许多理论和自己的体验有别。就是说,再好的理论都有一些盲点的。不过这一发现,并不能让他走向无信的虚无主义的路,或者尼采那样的孤独自行的险境。即也隐隐地相信生命能够自己支撑自己。读他的文章,总觉得背后是有一种奇异的信念在。几乎感受不到极度空无的那种存在主义的惊悸。这使他既没有走鲁迅的路,也没有走胡适的路。和周作人那样完全书斋化的选择也是有别的。天底下什么是可信什么是不可信呢?用胡适的观念,采用实验主义的方法,什么也得经过检验才能理会的。张中行在理论的层面,早就解决了价值论的问题,一生都没有变。可是生命的爱与苦,哲学里没有解决,佛学也没有解决。怎么办呢?庄子的逍遥?陶渊明的归隐?尼采的流浪?他都没有选择。因为他自知不是大哲,没有庄子的洒脱;也不是陶渊明,没有明暗之间起落的反差。那是一个小民的独思与独乐,困苦而能于衣食住行间消解之,无奈可麻醉于诗文的吟哦间。生是“无常”,而艺术却可以使人抵达永恒之路,即“常”。他自己是深以为然的。在“无常”与“常”之间,他以旧式文人的情怀和怀疑主义哲学渐渐去解决它了。
  小民,也就是布衣之族的信念是什么呢?衣食之无忧,儿女之无患之外,是爱欲的表达与诗意的栖息。诗意的却不是俗态的,在他是个闪光的地方。比如玩玩古董,做做旧诗,谈谈哲学,都是。一切为了己身之乐和他人共乐。在百无聊赖的世界倘能开一绿洲,种着自己的园地,既不欺人,也不骗己,岂不是一种快慰?于是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做一点有益的事,从古老岁月的遗绪里打捞一点精神之火,照着昏暗的路,也是幸福吧?回到自己,顺生而行,这个信念,后来就从没有变过。
  顺生,其实就是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小民的生存,一般的情况,要么顺从奴态,要么叛逆而行。张中行自己,不选择这样的路,而是清醒地顺人生的路走。顺生,不是奴性,而是寻找自然的状态。根据自己的心绪理性而从容地设计自己。流行的存在不能吸引自己,卑琐的享乐也不能占据内心。逆人生的路走是不好的,放荡的日子自然也该放弃的。关键是充分地显示个人的价值。一个甘于边缘的人,生活的简单却无法制止其精神的高远,他从“无常”的世界里,展示了自己的“常”,小而渐大,旧而弥新。在存在的方式上,他其实和废名、顾随、俞平伯等走着相似的路。不同的是,他把此意从人生哲学里突现出来,说“顺生论”是那一代人的一种体悟,也是对的吧。
   二○○八年二月六日于下斜街
   (《顺生论》,张中行著,中华书局二○○六年版,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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