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从“度苦”到“顺生”
作者：孙 郁
《世间解》第一期出版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是以佛教文化为题旨的杂志。张中行是唯一的编辑。从初版的情况看，很有雄心壮志。他在创刊号“编后记”中明确地说：“本刊是一个讨论人生之道的刊物，其目的与其说是致知，毋宁说是致用。所谓致用尤着重普遍。以是，我们希望由下期起，谈人生之道和生活经验的文章能够比本期多。”张中行后来回忆说，办这个杂志时，对学术的兴趣是超出对宗教的兴趣的，即通过人生的思考去解决心灵的问题。那时他对佛学的兴趣旨在对苦楚的超越上，想借此开一个园地，聚来同道，阐佛学之幽微，释玄学之广大。第一期的作者、文章都不错，有来自印度的师觉月《佛教在印度人民生活中之地位》，废名的《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顾随的《揣龠录》，俞平伯的《今世如何需要佛教》等。第二期的作者增加了任继愈、吴晓铃、慧清等，任继愈写的是《理学探源序》，吴晓铃则是《奈都妇人画像》。后来熊十力、朱自清、金克木、赵景深、丁文、王恩洋、南星等都成了他的作者。文字都很温润儒雅，学识和趣味交织着，在精神的深和文采的平实上，都高于一些人文杂志。文章都很好读，即便是熊十力的《读智论抄》，也仍然亮光闪闪。泰戈尔的诗，禅宗的语录等，都在流动着心绪的亮色，照着人间的灰色。我相信编出第一期时，张中行是暗自高兴的，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设计出一种思想的平台，可以说，京派的意绪和学院里的高妙汇聚在一起了。
当时的佛学杂志很多。浙江的《海音潮》，汉口的《正信》，上海的《觉群》、《弘化》、《觉讯》、《觉有情》，镇江的《中流》，湖北沙市的《佛海灯》，广州的《圆音》，新加坡的《人间佛教》，台湾的《台湾佛教》等，在佛学界都有影响。是专门化的杂志。不过张中行办刊，有一点杂色的意味，也将非佛教的学说引进来。比如文学作品，译介与佛教文化有关的诗与散文。还有谈科学与宗教及社会关怀的杂感之类。像吴晓铃对甘地的介绍，南星对文化理论的翻译，王恩洋《知识与文化评论》，丁文的《自由平等新解》等文字，加进了现代的感受，科学理念的随感也夹杂其间，显然是有些生气的。哲学与佛学的理念，还有诗人的内觉，悠然而岑寂地流在字里行间，比文学的期刊多了理性，比理论杂志又多了趣味。文章呢，有冷有热，可作美文来读。顾随的高远辽阔，熊十力的玄奥深思，废名的苦涩和灵动，朱自清的清澈隽永，俞平伯的古拙老成，对读者的吸引是不必说的。
在第二期，张中行发表了一篇文章《度苦》，述说着他喜欢谈佛的原因。那是十一年前与杨沫婚姻失败后，他在绝境里与佛学的一次意外的相逢。而这，改变了他的生活，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极度绝望和灰色里，佛的语录像微弱而亮亮的火，把他的死去的心温热了：
大约十一年前，正当我的生活经历一次变动以后， 我开始看到《心经》。那是同学李君给我送来的。那时我借住在大学宿舍的楼上。正如同学李君所言，我当时是有烦恼，所以他送来《心经》，他说《心经》可以去障。那是一个红红的小褶本，字印得清楚而大。我第一次念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菠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里竟觉得大受感动。但对五蕴皆空的事毫无所知，度苦厄云云自然就更谈不到了——但这也是比较而言，李君是信佛法甚笃的人，他是怀着度苦的大心愿常到我屋里来。那时我的心情正在寂寞动摇的时候，他走来，穿着蓝布长衫，坐在窗对面的小凳上，看我一会，于是又重复一次：“打破那个烦恼障吧！”我也看看他，也看看放在床头的《心经》，心里感到一些温暖。这温暖一部分从友情来，一部分由佛法来，我觉得这个世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可怕。
开篇的寥寥几句颇为动人。他的佛学因缘就是由此所得的吧？在张中行看来，人的苦有两类，一类来自本性，一类来自社会。社会之苦遮蔽了本性之苦。那是更大的苦。而要灭这个苦，就要有安身立命之道。这个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宗教。在他心的深处，宗教的力量似乎可以观照到内心之苦。从死灭和绝境里走出，佛的力量也许是最重要的。不知为什么，喜欢西洋哲学的他，没有走向基督教的世界，而是从东方的哲学里找到慰藉。他快慰于这一慰藉，因为思想的乐趣，是可以驱走悲凉的心绪的。
有趣的是，编者对己身的体验，只是个案地处理，并不特意搜求类似的文章，对别的作者写什么是不强求的。这一本杂志的问世，对废名这样的人来说是个新的平台。自周作人入狱后，京派文人的阵地是萎缩的，他的寂寞也自不必言。不仅帮助设计内容，还对编辑理念出了诸多思路。他给张中行的信里，多是鼓励的话，显然还带有二十年代时的热情，似乎回到了与周作人、俞平伯讨论问题时的兴致。废名对佛学的看法很怪，与熊十力的观点还每每反对。他在《世间解》发表的《佛教有宗说因果》、《〈佛教有宗说因果〉书后》、《体与用》等文，偶尔与熊十力开点玩笑，锋芒是可见的。废名的文字里流出的思想渺乎如林中云烟，冷彻的凝视里不乏诗情的闪动。对俗世的冷嘲也含着周作人的风骨。他的研究佛学，不是张中行那种从己身的苦出发的诘问，纯粹是精神的静观，讨论问题是有点神秘的色彩的，玄学的东西颇多。他甚至把孔孟、程朱的思想也放入佛学的语境里讨论，把哲学与宗教的话题一体化了。废名在文章上的特异与这种玄学的低语有关，他在对存在的因果问题的思考上走得很远，与当时读书人的兴奋点是大为有别的。连张中行也颇觉奇怪，孟子不知佛，程子反佛，放在一起讨论真会拓展思维的空间么？
《世间解》的作者里，顾随是个有分量的人物。按辈分，顾随是张中行的老师，张中行认识他，却是大学毕业后。因为那时需要谈佛的文章，谈佛，就不能不涉及到禅宗，而在张氏接触的学者范围里，还没有这类的人物。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前海北岸南关口。张中行第一眼看见他，就有了良好的印象：
顾先生身材较高，秀而雅，虽然年已半百，却一点没有老练世故的样子。我说明来意，他客气接待。稍微谈一会话，我深受感动。他待人，几乎是意外的厚，处处为别人设想，还唯恐别人不满足，受到委屈。关于写稿的事，他谦虚，却完全照请求地答应下来。这之后连续一年多，他写了十二章，成为谈禅的大著《揣龠录》。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子部中，禅宗的著作是最难读的，有关禅的种种是最难索解的。我又是这样比喻，子部许多著述同是高妙，可是性质有别：就说《庄子》《荀子》吧，像似四大名旦演出，虽然高部科技，却都有个规矩；禅就不然，像是变戏法（新称呼是魔术），看了也觉得高不可及，却莫名其妙。莫名要使之明，先要自己能明，然后是用文字来表明。在这方面，顾先生的笔下真是神乎其技矣，他是用散文，用杂文，用谈家常的形式说了难明之理，难见之境。
这个评价确不为过。顾随的学生周汝昌、叶嘉莹也有类似的描述，对老师的印象几乎是一致的。学识高又有善良的心，自然是很有引力的。由于他的催促，顾随写出了惊世之作。他催稿是热而急的，两人的交往留下了许多故事，成了《世间解》背后的最让人怀念的一页。顾随在那篇大作的结尾篇里就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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