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另一种建设
作者：杨 旭
“田园城市”之后各种学说，由于皆缺乏霍华德那样的整体思维，与其初衷相去甚远。这一点很像“工艺美术运动”变成了Art Deco（装饰艺术）。在我看来，同时期肇自英国的“田园城市运动”与“工艺美术运动”实为同一种运动，有太多相似的社会诉求，又得到了太多相似的反面结果。
莫尔—欧文—霍华德这一乌托邦轨迹，就其表层来看，共同之处都在追求城市与乡村结合。依我管见，这“结合”不免还有着多层的牵扯：一、他们都反对私有本位的社会，而城市最是凸现鲜活私有制度的大本营，城市对他们而言可谓“礼崩乐坏”，须“礼失而求诸野”。二、这个“求诸野”不是要逃避“都邑”，蛰居山村，而是要匡都邑之窳败,于是找到了一个较为剀切的方法：城市与乡村结合，通过这一新模式来教化“都邑失礼”。三、城乡结合是以“社区”或“公社”（community）为单元，“社区”又涵盖了“公”的意思。欧文与霍华德所指的公有制，就是财产归“公社”或“社区”（非国有）。四、“社区”在欧洲自不陌生，中世纪城市的社区自治屡见不鲜。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来，是一个“社区”渐毁，个人本位渐强的过程。尤其是启蒙运动以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国家之间是一种被动的“契约关系”。“社区”弥补了启蒙思想的缺失，在“私”与抽象的“公”（民族国家）之间，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积极意义的“公”。它好似隐埋于自由竞争制度下的缰绳，“礼崩乐坏”时，或许能在社会这一层面悬崖勒马。
近代“社区”一词脱胎于西洋乌托邦学说，它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形成反向牵掣。需要强调的是，西洋“社区”的进程是重叠于城镇发展中，其自身未形成一条独立于城镇规划的路子。换言之，它必须依附于各时期的城市规划师们或是相关政府的“眷顾”，离开了便不行，它是“自上而下”理论下的实践。
说罢西洋“自上而下”建设之端倪，又看到当下东洋“自下而上”的成功，那么我们（解放后）的乡村建设呢? 在此，我禁不住要提及“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
这真是个复杂纷繁的问题。首先，就“人民公社”自身说来有如下几层意思：一、“大跃进”是一政治策略，故“人民公社”自然带有“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人民公社”不是思想，所以它谈不上是实践，而是“运动”。二、偏偏这个“运动”又在其形式上继承了梁漱溟的某些构想，诸如“城乡结合，工农结合”，“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知识分子下乡”等等，这些也并非是口号，还真是做到了，这个“自上而下”的运动是有效的。但它不是梁先生所言的“社会改造”，“人民公社”的“动起来”是不惜代价的，是为了巩固意识形态的“配套基础建设”。三、尽管“人民公社”有悖于梁漱溟学说的基本原理，但它仍旧具有积极性：它是在国家意识下(非社会意义)的民族“自觉”（非“文化自觉”）。它拼死也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或苏联模式的城镇发展路子。同时，“自力更生”的战略又要求乡村逐步导入“小工业”的轨道，戮力于国家的“大工业”发展。于是“乡”里便出现了“城”的构架，城乡结合之鹄的是“自力更生”，这一点是鼓舞人的。华揽洪先生晚年著书《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在“人民公社”篇章中行文尤其激昂，按理说，对他这样的大“资产阶级”建筑家，运动只会留下硬伤，何以歆动于此？我以为，对他们这辈“海归”大师而言，只做些大项目的方案，并不能挑战他们的经验及视野，而“人民公社”这样的新生事物，却能激起他对城镇研究的再思考，这是他在法国未能有过的研究经验。
总体说来，“人民公社”误读了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为了辟建一个全然不同于西洋的“礼治”社会；“人民公社”其本质为了要发展工业，但如何自力更生地走向工业呢？它沿用了梁先生的一些具体构想。这一点，很像“大伦敦规划”误读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虽然误用的目的不同，影响层面不同，但误讹之根源皆来自“上层建筑”之意识形态。上世纪初，西洋出了个霍华德的“田园运动”，通过图解来规划出一个未来的“社会化城市”，旨在改造社会；我们出了个梁漱溟，沿承了历代“乡约”、“乡学”，通过乡村建设运动来民族自救，其核心也在于社会改造；东西先贤同为匡俗济世，两者却殊途——“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霍华德的某些构想在西方现代城镇建设中，已转化为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例如，“田园城市”中有关绿化带的设想，后来波及城镇规划之潮流，而他的“社会城市”无人问津，沦为“遗产”，仅仅频繁出现于教科书中。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否也会成为仅仅只是“遗产”呢？
梁漱溟的乡村理论虽说源于兵燹之下的民族自救，乡村建设也是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有识之士“自救”的共同途径，但梁先生的思想远非“施教化于下，言民瘼于上”，他的伟大在于，拿我们的“短处”（相对西洋来说）来重新塑造一个新的社会构造，而不是借人家（西洋）的“长处”来“革命”自己。这个相对西洋来说的“短处”便是我们的传统，梁先生希望用“礼治”来进行“民族自救”，而非学习西洋的“宪制”；其次这“礼治”的核心在于延续“乡约”、“乡学”，而不在于“官学”。他看到乡村的“礼”还在，而城市早已“礼失”，所以他也要“礼失而求诸野”。梁先生不是儒学的复辟者，亦非什么新儒，他是要通过“礼治”来完成一个社会改造。他超越了“儒”。
今天各种新礼学、新儒学都有“百家讲坛”式的风骚，但言儒不言“自觉”，反倒是日本人一步步地再造了“魅力乡土”。我认为，礼也好，儒也罢，若放在“官学”的磁场下，它就“吃人”了；反之，置于“乡土”之下，才会导入梁漱溟的“自觉，自建”的途轨。同样，今天最大的民瘼莫过于丧失了“自觉”与创造力。无自觉，就无创造，断不会显出我们自己的魅力。
立夏（时逢汶川地震）
（《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日〕西村辛夫著，王惠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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