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另一种建设
作者：杨 旭
十七则故乡再造的小故事，无不感人，尤其是，著者在介绍每一处改造案例之前，都有一段当地市民（乡民）或是某一社团组织的真实感言。在介绍新县津川町的某社区营造前，有一段引自当地一位年轻商店老板的感言：
很不喜欢起早的我们，为什么能如此持续不断，仿佛消防队的清晨练习活动一样？这是爱护乡土的心情在支持我们。在这条街道出生、成长的我们，更希望今后也一直继续住在这条街上。
“故乡”，不再是游子遥远的乡思寄托，而是乡民们活生生的乡土再造；它不单是老者的安身立命之处，更是年轻人实现美好愿望的实践场所，他们的情感与行为好似自然地从土地里生长出来，是一个“人生向上”（梁漱溟语）的创造过程。
此书最大的魅力是叫我看见了一条不同于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路子，乡民们辟建出一条“自觉”的魅力轨途，这恰是先贤梁漱溟先生所谓“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造。若将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之一起来看，那么乡土再造的故事庶几瞄中了梁先生“自下而上”之鹄的，应验了梁先生乡土建设学说的深刻。在我看来，《再造魅力故乡》简直是《乡村建设理论》的“显灵”，但这个“灵”偏显在日本，没显在中国。
我们来看梁漱溟的“灵”是如何显现于日本的乡土建设中。
一、“自下而上”的显灵。“自下而上”建设之基石有二：一是梁先生所说的“村里人自己要动起来”；二是不能依赖政府，若并入政权的轨迹，它就不成为“自下而上”。这两点既是梁先生的学说，又是他在邹平县实践的痛楚，即他谓之的“两大难处”，当时他感叹道，“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府”，又“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再造魅力故乡》证实了梁先生的理论，亦化解了他在实践中的无奈。这十七则故事概莫能外，是乡民们“动起来”的故事大汇编，而且，他们的乡土再造无一处是政府所策动的，最多有政府的协助，改造乡土之夙愿还是来自乡民，主角亦为乡民。
二、梁先生所指的知识分子与村民们“浑融一体，共谋发展”，这一点在该书讲述的乡土再造中也“显灵”了。书中有一故事，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桑原猛先生衣锦还乡，孜孜苦苦和当地的工匠们一起，通过对一旧官邸的修复，与匠师、乡民们共同创立了“保存研究会”，以有限的资金高效地再造故乡。经由对一栋旧建筑的修复，推动了整个地区的街屋保护，更重要的是乡民们的参与意识由此被调动起来。他们自觉地认为街屋是关乎整个镇的大事，如若不然，那个“保存研究会”便不能成立。这就是贤士之“智”与乡民之“仁”相互砥砺，两者缺一不可。
三、梁先生所谓的“乡约组织”在此也有所显现。首先，梁先生认为“乡约”自古有之，并不新鲜，他最推崇陆桴亨的《治乡三约》：“他（陆桴亨）何以为最好？就是把乡约的消极者已变到一种积极的路上。”梁先生不是“乡约”、“乡学”的复古者，而是将“乡约”安置于他的乡村建设框架下。另外，无论宋、明、清的何种“乡约”皆有一特征，便是独立于政权外的自治。我第一次读黄佐的《泰泉乡礼》没看懂，后来我读懂了，他所说的“润泽制宜，务合人心而官勿督焉”就是一种独立“官督”外的次序，而对于维系这个次序，黄佐自有一套体系：“……乡约以司乡之政事，乡社以司乡之祀事，保伍以司乡之戎事，社学以司乡之教事，社仓以司乡之养事。”梁先生正是延续了“官勿督焉”的基本思想，又将传统中被动的“约”，转而进一层为“人生向上”的积极，故他所倡的“乡约”不是一种被动的“约束”关系。此“约”不但具有守护的功能，更有建设的意思。正如梁先生所言，“不让他一个乡下人有小志气……非有大勇气不可”。从这一层面来看，《再造魅力故乡》也具有“显灵”般的意义了。书中有这样一例，爱知县的足助町，社区营造纷繁，更有乡民组织的各类协会，自制条例法规。最为感人的，是居民请愿制定的“景观条例”——因为国家的“建筑基准法”和“都市计划法”不能满足当地的居民要求，为了让家乡的各种景观不受破坏，他们自定“景观条例”并认为它更能表达出对故乡的挚爱，它高于国家的“建筑基准法”，又是一部充满感情的“法规”。这是何等的“自觉”！
四、梁先生在其“乡村建设”学说中还有一点很重要，他反对西洋抽象的终极理性，即所谓的“普遍真理”，而主张中国的“伦理情谊”之“理”。前者的研究目的是一劳永逸的终极真理，而后者的目的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永不会出现西方式的“客观标准”。唯“情谊之理”才会融入于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地完善自身。《再造魅力故乡》让我歆羡之一处是，这十七个小镇的营造方法全然不同，没有一个所谓的模式。换言之，若我们要学习人家的经验，并没有一个模式是可以直接移植，要有的话，便是“自下而上”的精神。
我不是要将梁先生的理论与日本的乡土再造一一对位，而是服膺于梁先生的睿智在此显现。日本的“乡土再造”非一日之功，如序中所言，蹇步五十载，“如龟行一般”地前进，但毕竟还是做成了。那么是什么成就了他们“自下而上”的建设？难道他们与生俱来就“自觉”？我不了解日本，不敢妄言，但从此书中我窥出一种建设的独立轨迹：较之西洋，日本的乡土建设没有过多地与城镇规划相糅杂，所以其社区营造相对独立发展，免受城市理论繁杂之困；而较之我们（解放后），又没有国家意识形态中“自上而下”的影响。
《再造魅力故乡》倒是提及他们的乡土建设曾经学习西洋。
我们所谓的“乡土/乡村建设”在西洋有个对应的概念“社区建设”，含义虽有别，但皆指向“再造”，“乡土”或“社区”又是不同语境下的社会单元，“社会再造”都要从其单元切入。近代意义的“社区”（community）一词，必然要从西洋说起，而社区建设又与其城镇规划理论交叠，最为典型的便是上世纪初发端于英国的“田园城市运动”。
英国在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充当了双重角色：一条是从牛顿引领的自然科学的发端走向工业革命，同时又孕育了资本再走向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另一条便是由十六世纪的莫尔至十九世纪初的欧文—拉斯金和莫里斯，由空想乌托邦走向社会实践的路线。有趣的是两条路线之原点近乎同时。前一条轨迹构造了近代工业城市，愚弊亦随之而来；后一条轨迹，如莫尔所著《乌托邦》（西方学界称之为“反城市”的开端）求城市与乡村之合，废除私有制；继而欧文设想以“公社”（community）为单位的社会组织，赓载莫尔思想，又提出了农业、手工业与工业相结合。
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工业城市的问题日益严重，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开始倡导“田园城市运动”。首先，霍华德认为工业城市之疾是私有制本身催生的自由竞争，他反对绝对的私有本位社会。其二，霍华德不是“反城市”主义者，也并非要将传统的城市“抽空”而移植到乡村，其核心思想是“社会化城市”。他著名的两幅图解“三磁铁”与“社会化城市”（在许多城镇规划书中必然提及）便能反映其基本观念。霍华德如此构想：辟建一新的“城—乡”小型城市网络，自给自足，以弥补工业城市的缺失：“城市磁铁与乡村磁铁都不能完全反映出大自然的用意与意图……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明日田园城市》）其三，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学说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万不可将其中某一设想抽取出来，用以解决局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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