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农业的前途与农村的发展
作者：贺雪峰
问题还在于，在农业劳动力过剩、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农产品的供给往往会超过需求，从而造成农产品市场的过剩，这种过剩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更多，质量更好，但获得的利润却更少了。
正是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可以找到未来数十年中国农业的症结：即一方面可能因为经济发展，食品消费结构转型，而带动农产品尤其是“副食”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下乡、技术水平的提高、品种改良，以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供给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使农产品再度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
假定未来二十年，农产品的价格不因供求失衡而发生变化，则农产品价格会由两个因素来决定：一是成本推动。从成本推动的角度看，因为农业充分就业，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总量的增加与农业劳动投入正相关，农业劳动的平均工资即使不变，充分就业也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比如，按黄宗智的计算，在目前农业劳动力约有1/3的隐性失业，则农业劳动的充分就业可以将农业劳动力的总收入提高1/3；第二个决定农产品价格的因素是农产品市场的国际价格。中国农产品不可能长期地大幅度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而因为中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农业精耕细作，也使边际收益递减，中国小农相对于美国大农场主，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而国际上农产品的低价使中国农产品的利润空间有限，中国小农经济的总收入水平只能限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进一步说，在未来数十年，在农产品价格不变及农产品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因为“副食”品相对的密集劳动，可以为农民带来较多的总收入，同时又因为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这部分劳动力的收入也转移到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手中，则农民的劳均年收入就有可能如黄宗智认为的那样，由二○○五年劳均农牧渔收入的三千八百八十九元，增加到二○三○年的一万多元。且不说这农民劳均收入一万元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就是在今天的很多农村地区，农民的劳均收入达到一万元，农村的问题仍在，因为一方面是收入的缓慢增长，一方面是支出压力的快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对称，其表现就在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总是远远低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三农问题”不只是农民的绝对收入的问题，而更是农民相对收入及他们难以应对的市场经济条件的支出压力的问题。
当然，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使进城的农民工，他们也并不能在城市真正安居，而需要借助农村来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只要我们不希望在城市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我们就不得不为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可以回得去的农村根基。均分的土地制度正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将来回得去，回去住得下来，住下来就可以解决温饱问题的条件。
而实际上，无论土地是流转还是继续保持均分状态，都不影响农民可以从土地中获取的总收益。反过来的情况倒是可能存在，就是如果农业有更高的土地经营效益，从而可以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则农民就更少市场谈判能力，也就更少增收空间。农民农业经营规模也许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农业总产出有正相关关系，却与农民收入有负相关关系。即使仍然保持均分的土地经营状态，农民包括那些进城后不愿放弃土地（可见其在城市处境不安全）的农民，总收益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换句话说，是否扩大当前农户经营土地的规模，与农民的收入无关。相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投资，会进一步降低农产品的市场谈判能力，恶化农民的增收环境，农民相对收入的劣势会进一步凸现。
目前“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即使二十多年后的收入可以提高一倍，农民相对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仍然在降低，这么巨大数量的农民只能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分享较少的好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如何安抚农民，而不是如何发展农业，是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均分制的土地方案的最大好处，是为进城但不能安居的农民提供了再回家乡的可能，从而使中国可以采取一种稳健的城市化战略，让进城失败的农民（这会占进城农民的大多数）可以再回乡村，而不是留在城市贫民窟中。这种稳健的城市化战略就不仅可能避免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生长，而且可能在出现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时，为进城农民提供回得去的场所，农村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因此，离开中国城市工业的国际处境，离开进城农民工事实上不能在城市安居的现实，及离开市场化条件下农民文化和社会方面的被边缘化，我们将无法理解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战略性，也无法提出有针对性和战略眼光的三农政策。黄宗智先生讲的市场化的小规模家庭农场农业出路，从纯农业方面也许不无道理，但从中国三农问题作为全局性问题的角度来考虑，则是远远不够，甚至是误导性的。
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都不会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和农村问题。农民的农业就业越充分，农业投资越多，农业的供给能力越强，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就越差，农产品的价格就越是会下滑，农民的处境就越是不好。质言之，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庞大的难以及时从农村转移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经济收入难有快速增长的空间，社会文化地位却在快速边缘化，消费主义和市场化所导致的支出压力也在快速增加，从而使农民缺少增加福利的空间。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解决了，中国农民当前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可能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中国农民的相对收入降低了，主体性地位没有了，人生意义的生产被打碎了，而且生活的风险极大地增加了。因此，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应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而非发展高效率的农业。在农产品需求弹性很低的情况下，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很多。但农业科技越推广，农业生产能力越强，农业就越是成为弱势产业，越是要依靠国家对农民和农村的投入，来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保持农村的稳定，平抑农民的不满情绪。
写于二○○八年一月一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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