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农业的前途与农村的发展
作者：贺雪峰
黄宗智先生关于中国农业及农村发展战略的意见，集中表述在“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读书》二○○六年第二、三期），“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读书》二○○六年第十期），和与彭玉生先生合写的前篇论文中，三篇论文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一、中国未来十到二十五年经济持续发展，会带来食品消费结构从以粮为主到粮、肉—鱼、菜—果兼重的转型，农民响应这种转型，就会带来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
二、农业转型和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将扩大农业的就业容量，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减少。
三、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伴生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如果将农村土地流转到继续务农的农民手中，则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进一步减少，农村劳动力可能在一个时点达到充分就业状态。
四、以小规模农场为主体的中国农业，可能在未来十年至二十五年，达到充分的农业就业，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五、为了适应农业的转型和达到农业的充分就业，国家应该制定鼓励土地流转的政策，以建立劳动密集基础的小规模农场。
在我们看来，黄先生以上意见，存在诸多尚需进一步考虑的环节和侧面。大体说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一是中国消费结构转型的可能性，二是农村转移进城劳动力的状况，三是农业转型的非均衡性，四是农业充分就业与农民收入提高的含义。以下分别做些讨论。
先讨论农村转移进城劳动力的状况。依黄先生的计算，“今后即使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减半，务农人数应能仍然以每年五六百万的速度下降，并于二十五年后减半，即由目前约三亿农业从业人员减少到一点五亿左右。
农业从业人员是一回事，农村人口是另一回事。虽然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可能会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但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民并没有因为职业的变化而大幅度提高收入。相反，进城的大多数农民事实上是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换句话说，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经商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城市安家所需，他们往往要在农村赡养父母和养育子女，自己年轻时到城市务工，年龄大了就要回到农村生活。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经商的收入，仅仅可以在农村保持生活的体面。
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者，只是在获取很低收入的情况下的城市体力出售者，是城市的过客。过去二十年，进城农民的绝大多数都没有能够在城市安居下来，将来十年甚至二十年，进城农民工的处境也很难有根本改善。造成这种状况的并非全是政策和制度的原因，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的性质所决定。中国高竞争低利润的低端产业结构，使中国的产业无法为进城农民工提供足够在城市安居的收入。中国发展所谓比较优势的低端产业的战略，正是城市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秘密，但这个秘密的另一面则是低端产业无力为到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提供足够在城市安居的收入。不考虑全球化的逻辑，抽象谈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能为理解农民的处境提供有用的信息。
再来看一看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黄宗智等人认为，今后十年，全国“对肉—鱼、菜—果、蛋、奶等‘副食’的需求则将大规模扩增，在达到今日城镇中上层40%的水平之后趋向稳定”，考虑到农村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和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十年后，中国农村“劳均肉、水产、禽蛋都是二○○五年的一倍，奶为当前产量的三倍”，到二○三○年，因为农业劳动力的继续减少和食品结构继续转型，农村劳均“副食”产出更多。因为肉类、水产等高蛋白食品和果蔬生产较粮食作物需要更为密集的劳动投入，从而可能实现农业的充分就业。
但问题可能是，今日中国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完全与黄宗智先生等人的预计不同，就是当前中国的食品消费结构可能被长期锁定在目前的结构中。具体地说，当前城镇中上层40%的“副食”消费水平，无法变成全国平均的“副食”消费水平。第一，如黄宗智说，当前城镇中上层40%人口的副食消费已经达到顶端。而城镇中上层40%人口，正好构成当前中国经济收入金字塔的塔尖人口，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塔底的大量低收入群体却可能并无增收空间。中国经济收入的两极分化将来可能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中国过去十年对“副食”消费的持续增加，可能只是塔尖收入群体的消费所带动的，但这个群体对“副食”消费的需求已趋饱和。也因此，中国将来对副食需求的格局可能是有需要的群体却无购买能力，有购买能力群体的需求却已饱和。中国未来十年，甚至二十五年，可能会有一个相当庞大的占人口总数在一半以上的底层结构，这个底层结构很难分享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因此无法完成副食消费的转型。
再来看一看中国农业结构的转型。即使中国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可以完成，农业生产实现以粮为主到以“副食”为主，并因此带来农业结构的转型，其后果也会十分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农业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中国农业结构的转型，几乎必然伴随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且会进一步加剧区域非均衡性。具体地，因为对“副食”需求的增加，会伴随资本下乡，在很短的时间就会有足够多的资本投入进来，提高副食品的生产能力。比如正大集团养殖畜禽能力极强，过去十年，不是农民劳均养殖的畜禽数量的增加，而是资本下乡造成了畜禽供给的增长。科技进步也是必然结果，当前农业科技进步的空间极大，比如抛秧技术比传统的插秧节省3/4以上的劳动力。农业机械化也在快速普及。科技进步和资本下乡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的就业机会难有增长。
再一方面，“副食”需求增加在农村引发响应的区域也会有差异。正如山东寿光的蔬菜已经形成规模，“种得越多就越不愁销路”。但仅仅山东寿光蔬菜的生产能力就可以满足寿光人口数十倍甚至数百倍规模的全国市场，并使一些小规模的蔬菜生产不再有发展的空间。有些地区农民种植和销售蔬菜的能力极高，这些地区农民占有了其他地区农民的机会。其结果是一部分农村地区因为种植蔬菜而收入大增，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民却因此没有了种植蔬菜获利的机会。在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微观越有效率，宏观越发糟糕。
换句话说，即使中国食品消费的转型可以实现，中国农业的获利机会也会被资本下乡、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及区域差异所分解，最终，在绝大多数农村的农业从业者依然难以获得充分就业的机会，尤其是不能从农业中分享可能有的利益。
最后讨论农民增收的问题。如果说以上三个方面的讨论，还是局限在具体及微观方面的话，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从宏观的结构性的方面来展开讨论。
从结构性的方面来看，中国有十八亿多亩耕地，可以生产约五亿吨粮食、若干“副食”品。粮食可以转化为“副食”品，一是通过改种粮为种果蔬，二是可以用粮食来养殖畜禽等。总体来讲，粮食生产所需农业劳动较少，而“副食”品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的。
按黄宗智的计算，中国当前约有三亿农业劳动力，二十五年后只有一点五亿农业劳动力。当前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二十五年后，则有十五亿左右的人口。
如果国家政策得当，中国十八亿亩耕地，由一点五亿劳动力来耕种，劳均耕地为十二亩，一家若有两个劳动力，就有近三十亩耕地，若按全国劳均生产粮食及副食来计算，则一点五亿农业劳动力每年平均劳动时间为“三百一十六天种田，一百二十天从事鱼牧”，从而可以做到农业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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