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人道的栖居
作者：周 博
两篇文章显然具有内在的关联。海德格尔绕来绕去要说明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栖居的本质”。但所有的断语——如“筑造乃是真正的栖居”，“栖居是人（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栖居即被带向和平”之类——都不如“人诗意的栖居”这句诗有想象力。海德格尔最终还是把栖居的本质落到了“诗意”。他说，“一种栖居之所以能够是非诗意的，只是由于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而“诗意的栖居”事实上是一个审美的乌托邦，荷尔德林想象中的古人生活和海德格尔的黑森林农庄一样，都是这么一种被理想化了的生存状态。海德格尔自己也很明白，从哲学上探讨栖居的本质、树立黑森林农庄这样的标杆并不能代替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海德格尔基本上在他的玄思该打住的地方打住了。然而，他也明确地指出，无论住房短缺的问题多么严重，栖居的真正困境并不仅仅在于住房匮乏，不懂得“栖居”、不知道怎么“栖居”才是更本质的问题，人应该根据栖居并为了栖居去筑造房屋。而只有当我们严肃地对待栖居的本质“诗意”时，我们的所作所为才可能对人的栖居状态从“非诗意”到“诗意”的转折做出贡献。
显然，思想的接力棒已经传给了那些听他演讲的建筑师。我并不知道那些聆听报告的德国建筑师对海德格尔的报告作何感想，但在德国这个现代主义设计的故乡，我敢说，他们的设计实践跳不出战前由格罗皮乌斯、密斯和勒·柯布西耶等人确立的经典路线。因为，先锋设计大师们在战前通过各种实践和撰述所提出的那一整套设计方案本来就是为解决十九世纪以来城市贫民缺乏住宅的问题而准备的。然而，虽然这些先驱者的努力值得我们钦佩，但是，不可否认，现代主义这一套宏伟的方案也有严重的缺陷。这集中的表现为，因为相信机器主义能够给每一个人都带来福利而忽视了一些人作为有机体的必然需求。现代主义设计假定所有的人都需要一种新时代的设计，这种设计道德不考虑宗教和民族的差异，甚至也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他们相信，有了标准就会进步，就像柯布西耶所说：“人人都有同样的身体，同样的功能。”“人人都有同样的需要。”但这显然是用统一性遮蔽了多样性，用共性敷衍了个性的呓语。所以，很多设计尽管名义上是“客观的”，但实质上却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种主观主义使设计师完全沉浸在自己用审美的力量改造社会的梦幻中，却忘记了“大众”是由一些身体并不“标准”的人组成的，他们的心理感受和文化认同也不一样。这就是早期现代设计话语的一个困境：设计要想大众化、人人享有，必须降低成本、批量生产，必须倚仗机器。然而这种工具理性的大量运用到头来却是对人的“异化”。设计先驱们主观认定，他们所要创造的世界就是未来的世界，而这个问题也随着现代主义的国际化日趋明显。设计师山崎实一九五一年为美国圣路易斯（St.Louis）设计的低收入住宅群“普鲁蒂-艾戈”(Pruitt-Igoe)，一九七二年因其完全不适应用户的需要而被拆毁，这一著名而又极端的案例很典型地说明了现代主义存在的问题——“人”只能被动地成为设计的接收者，其概念被整齐划一，多样化的需求被忽视，而人类存在的丰富性和多种可能性因而部分的被设计师的主观意志所剥夺。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海德格尔有他的远见，正确地对待“栖居”比近在眼前的住宅短缺和看似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住宅设计更加重要。而现代主义的缺憾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提出了“栖居”的问题：我们要一种什么样的栖居？或者，套用海氏的话说：在我们这个令人忧虑的时代里，栖居的状态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显然，海德格尔理想的“诗意”离现实过分遥远，它是一种哲人对古人艰难生活的审美化，一种理想的生存境界，然而在操作的层面上却意义不大。比如，在我们的语境中，诗意很容易跟山水诗和古典园林的梦幻意向联系在一起，可是，如果城市中的中低收入住宅设计跟着这种感觉走，无论从效用还是从美学上讲都没有前途可言。在海德格尔演讲的那个年代，针对现代主义设计的问题，我想最有意义的回答可能是芬兰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托给出的。一九五五年，在就任芬兰科学院院士的时候，这位不善言辞的建筑师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演《艺术与技术》，极为清晰地阐述了关于“弹性标准”的想法。他认为，整齐划一的标准化给人类生活和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破坏，技术官僚的理性主义对“小人物”的健康和整个人类社会已经构成威胁，只有“人的尺度（the human scale）才是我们要做的任何事情的正确尺度”。因此，他提出了一种富于弹性的“人道的标准化”，解决“如何在不毁坏人类先天的个人特性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的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的生产和货品的传播”。阿尔托的这篇演讲事实上也阐述了斯堪的纳维亚设计的精髓。我想，在海德格尔和阿尔托的思考的基础上，用“人道”代替“诗意”对于设计思考栖居的问题可能更有效，而且，在“诗意的栖居”道路上，“人道的栖居”是必然经历的阶段。事实上，在海德格尔那里，“人道”和“诗意”也是统一的，他说过，诗意一旦发生，人就能人性的栖居在大地上，人的生活就是一种栖居生活。然而，若达不到“人道”和“人性”，栖居更谈不上“诗意”。在此，我用“人道的栖居”替代“诗意的栖居”是因为它的现实性——既然诗意不可得，我们就要回到人道。但是人道的标准也在变，当城市里的低收入者生活在贫民窟里时，使他们住上设计良好、建筑质量可靠的独立单元住宅是人道的；而当人们住上了这种住宅之后，人道的标准就又有了新的提高，这用马斯洛的需求层级论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可是，作为设计者或决策者，如何把握这种人道标准的提高呢？
类似“普鲁蒂-艾戈”的例子实际上也对现代主义者的主观主义提出了诘问：这是属于谁的栖居？谁有权把握/操控这种栖居？许多设计师，尤其是在建筑和规划领域，对此也进行了认真思考。其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居民参与”（Inhabitants Participation）概念的提出,在工业设计领域，与之相应的就是“用户参与”（User Participation）,它们在设计研究和实践领域日益受到重视。有人认为，“参与”观念受到重视与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民主理想有关。而事实上，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中期纽特拉（Richard Neutra）和琼斯（J.Christopher Jones）等人对于设计师主观成分过大的批评。他们认为，公民的生存环境被设计自己却浑然不觉，成了霸道设计的牺牲品。这当然是错误的，因此设计方法论应该是公共的，体现公民权利。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观念实则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不但引起了许多设计师的重视，也激发了他们的实践热情，比如国内建筑界所熟知的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在他的建筑和规划设计方法研究中便十分强调用户的参与，而这也成为当代设计方法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海德格尔说：“本真的筑造之发生乃是由于作诗者存在，也就是有那些为建筑设计、为栖居的建筑结构采取尺度的作诗者存在。”我想，也可以设问，这“作诗者”是谁？是建筑师、规划师吗，是政府吗？当然包括，然而决不能忘记的是将来栖居于其中的那些人。无疑，只有它们的参与，设计者和决策者才能更好地把握那个变动的人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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