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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柳色太凄迷
作者：陈平原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收录了有关周作人资料二十六篇，除前北大校长蒋梦麟证明周作人作为“留平教授”如何保护大学校产、现任北大校长胡适出具证明：“北大复员后，点查本校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稍有增加”（今日北大图书馆善本书库里的“李盛铎藏书”及大量日文书，得益于此）；我更关注的是前辅仁大学教授沈兼士、前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的陈情，以及前燕京大学教授郭绍虞证明周作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如何营救燕大教授陆志韦、洪业等，前辅仁大学教授顾随则证明作为教育督办，周作人如何出面与日本方面交涉，让其释放诸多被捕的辅仁教授。审判中，“北大旧同僚们的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大概是事实的”（236页）；可昔日的学生，也有采取另一种立场者，如傅斯年之严词批驳，还有郑天挺的拒绝签名为周作人说情。这也是北大人，各有其志，完全可以理解。木山先生谈周作人一九四六年六月寄傅斯年《骑驴》诗，连带分析其五言十六韵长诗《修禊》（236—238页），见解很好，不过稍嫌隐晦了点。此诗不仅表明周作人对傅斯年的怨毒与不满，更包含了其对战争的理解、对审判的抗拒，以及对书生高调的鄙夷。
日本占领北平后，开展“大学整顿”，综合原国立北平、北京、清华、交通四大学的剩余部分，组成了所谓的“国立北京大学”。作者称：“当然，这个‘北大’正如在中国冠以‘伪’字那样，从抗日中国的原则来讲，只是一所继承了北大的名字和设施的完全与北大不相干的另一个学校。”（77—78页）其实，抗战期间，不仅有“伪北京大学”，还有“伪中央大学”等，这是一笔没能得到很好清算的“旧账”。烽火连天，大批国立及私立大学辗转南迁，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不仅西南联大，很多大学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只有苏联的莫斯科大学有过类似的举措，但规模和时间远不能比。撤退到西南、西北的大学，日后得到政治史及教育史家的极力褒扬，而如何看待沦陷区的大学，始终是个难题。到目前为止，这是个禁区——纪念“百年校庆”时，各大学毫无例外，都含糊其辞；至于当事人——不管是政要还是学者，也均刻意回避。学校“伪”，学生不“伪”，教授立场更是迥异。如何使得那些年毕业的大学生，不会成为“孤魂野鬼”，考验着政治家及史学家们的智慧。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安藤彦太郎多年研究西南联大，也在关注“伪北大”问题；我们约好多多交流，可未能真正落实。回望历史，“燕山柳色太凄迷”，谈论此话题，中日两国学者各有“难言之隐”。
《北京苦住庵记》第十一章“审判”，好几处提及黄裳的《老虎桥边看“知堂”》和《更谈周作人》，其中有曰：“他的确有些当时记者的风格，关于周作人的事情，关键之处往往以剑拔弩张的言词予以断罪。”（232页）作者很敏感，黄裳确实“深明大义”，且行文中“义正词严”，对涉及文人气节者，从不含糊。十几年前，葛剑雄在《读书》（一九九五年二期）发表《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对身处五代乱世的“长乐老”冯道表示同情；张中行于同年十二期《读书》上刊出《有关史识的闲话》，为之叫好。隔年一月，《文汇报》即揭载黄裳措辞严厉的《第三条道路》，称张论与汪精卫的“高论何其相似乃尔”。另外，一九八九年第九期《读书》上，黄裳又有《关于周作人》一文，提及周谈《老学庵笔记》的打油诗：“以已经落水的汉奸而写出这样的凄哀欲绝的诗，表面看来正是一种绝大的矛盾，然而却是周作人祈求内心平衡而流露出来的心曲。”
这倒让我想起去年文坛发生的一件小小公案。这场论争，微妙之处不在葛、黄二人文章，而在葛文转述的柯灵那通电话（参见葛剑雄《忆旧之难——并谈一件往事》，《随笔》二○○七年二期；黄裳《忆旧不难》，《随笔》二○○七年二期）。孤岛时期，日后成为著名散文家的黄裳，曾用笔名为汉奸所办杂志《古今》写文章。这到底是不明真相，还是生活所逼（照黄本人说法，是为了筹集到大后方去的路费），其实无关紧要；关键是，这些论文衡史的随笔，作者长期遗忘，近年被有心人发掘出来后，方才结集出版。可就这么点陈年往事，想推导出黄裳之所以喜欢谈论“文人气节”，乃是早年经历留下的阴影，由“自感愧疚”一转而成“大义凛然”，我看不大合适。若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不该作“诛心之论”。
记得二十年前，第一次见面时，木山先生有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大意是：作为日本人，我深感歉疚，让中国最好的作家沦落到世人不齿的地步，而且百口莫辩，实在是罪过。几年前，在台湾的清华大学演讲，被问及什么时候给周作人摘去“汉奸”的帽子，我说不太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对周作人“附逆”这件事，会逐渐淡漠，或者有一种“了解之同情”，但不会也不该完全遗忘。我曾经设想，假如“元旦的刺客”得手，周作人“杀身成仁”，那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史及文学史，将是何种景象！可惜，历史无法假设。
对于生活在太平岁月的读书人来说，面对乱世中的“文人落水”，首先是哀矜勿喜，千万不要有道德优越感。其次，不管是讥讽/批判，还是理解/同情，谈论此类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及人物，分寸感很重要，即所谓“过犹不及”是也。作为史家，必须坚守自家立场，既不高自标榜，也不随风摇荡，更不能一味追求文章之“酣畅淋漓”。有时候，论者之所以小心翼翼、左顾右盼，文章之所以欲言又止、曲折回环，不是缺乏定见，而是希望尽可能地体贴对象。以上几点，是我读《北京苦住庵记》的感想。
（《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二○○八年八月版，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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