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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柳色太凄迷
作者：陈平原
在《致中文版读者》中，作者称，对于“这本以日中交涉史上极其微妙的部分为主题的著作”刊行中译本，“不能不产生一些复杂的感慨”。说实话，我也一样。喜欢周氏兄弟的，估计不会诘难；但在中国学界，如何谈论抗战中的落水文人，以及如何看待日本学者之关注沦陷区文学及学术，存在很大争议。尤其是作者明显对周作人抱有敬意与同情，“试图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以安慰那失败的灵魂”，这么一种论述策略，能否被中国读者理解并接受？
作者在撰于二○○四年的《新版后记》中，表达了重读旧作的感想：“对于本书的主人公，我自然站在与中国人不同的立场上，甚至反手利用我无法像中国人那样去加以批判的关系，而试图尽可能去接近周作人的经历体验，今天想来，结果是对这位文弱之人的失败主义式的抵抗给予了相当的肯定。”（274页）所谓“日本人没有权利批判周作人”，很可能被中国读者读解成了“曲意回护”而编造的遁辞。比如第三章“滞留北京”中关于“七七事变”的叙述（27—32页），便与我们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一句“事件本身的真相，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是不太让人满意的。说到底，这是日本学者所撰、在日本出版的著述。
我读周作人抗战期间的诗文，明显感觉到强烈的内心挣扎。《北京苦住庵记》第五章“流水斜阳太有情”，引录《知堂回想录》中的三首打油诗，尤其是第一首“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解说得很好（84—87页）。这与作者的旧体诗修养深大有关系。现在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新文学家的旧学（包括旧诗）感兴趣，但因自身学术素养的限制，说得不到位。选择了“现代性中的古典”这样的好题目，可实际操作中往往力不从心。而木山英雄先生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旧体诗词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还从事过专门研究，这种学养很少人能够企及。
木山书中提到，在咏叹“流水斜阳”前一年，周作人还写了“怀吾乡放翁也”的打油诗：“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过鲁墟。”解说时，作者认定其“表达对被占领的前途之忧虑”（85页）。其实，诗后自注值得玩味，不像用典，也不纯然写实，是内心的挣扎，这才需要着一“怕”字。作者关注“禹迹”诗，联系到“他在沦陷时期始终坚持且以此来支撑自身的，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同一性这样一种东西”，故将此诗定为“一说便俗”的自我辩解。我同意“这首诗的慨叹乃发自欲参与临时政府的自觉”（86—87页），但这已经是落水后的自我安慰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落水前的犹豫不决、彷徨无地。
周作人“无法回绝日本人的邀请而写的那一类‘应景’文章，他则以均不收入沦陷时期出版的文集这一方法划清界线”，木山先生由此认定，“作为文笔家的周作人，可算证明了他在作品层面的不肯屈服”（158页）。其实，不是艺术判断，而是道德自律——落水后的周作人，心事重重，为自家的历史定位留下不少伏笔。中国人格外讲究民族气节，这对于当事人，无疑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就像钱谦益，降清后不断自我表白，借助那些必定传世的诗文，让后人理解其不得不如此的“苦心孤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注意到“家祭年年总是虚”前面的那首关于糖炒栗子的打油诗。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周作人撰《<老学庵笔记>》，提及“笔记中有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的一则，即关于李和儿的炒栗子的事”。对于曾歌吟过“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诗人陆游来说，记录这则凄婉的故事，自然是寄托遥深。至于后世无数读书人，只要稍有正义感及历史常识，很少不被李和儿之递送南宋使臣炒栗子，以及“挥泪而去”的身影所震撼。至此，“炒栗子”已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某种不便言说或无须明言的“故国之思”。
体会陆游的心境不容易，追摹乃至实践，那就更难了。“七七事变”后，名教授周作人没有随北大南迁，而是选择了“苦住”北平，不能不让人捏一大把汗。此后，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周氏公开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标志着其正式附逆，这中间的半年多时间里，敌我双方都在努力争取他。而周作人的内心深处，更是翻江倒海。就在此天人交战之际，他写下这么一首打油诗：“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诗后有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自注：“一月前食炒栗，忆《老学庵笔记》中李和儿事，偶作绝句，已忘之矣，今日忽记起，因即录出。”二十天后，周作人意犹未尽，重写一绝，便是上述“怀吾乡放翁也”的“怕出偏门过鲁墟”。身为“标志性人物”，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周作人其实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一旦失足落水，更是很难重新上岸。
一九四○年三月二十日，周作人撰《炒栗子》，刊同年六月《中和月刊》一卷六号，后收入《药味集》中。此文在立意以及史料排比上，与三年前所撰《<老学庵笔记>》互有同异——最大的区别在于，作者在文章末尾巧妙地引入上述那两首表现故国之思的打油诗。又过了四年，也就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在《杂志》十四卷一期上，周作人发表《苦茶庵打油诗》，共收入其撰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十月的打油诗二十四首，打头阵的，正是这“伤心最是李和儿”！此类“述怀”，吟咏是一回事，发表又是另一回事；不只刊于杂志，还收入《立春以前》（此书刊于日本战败投降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可书稿寄往上海太平书局，却是在同年三月底），可见周作人确实希望此中心迹能“广为人知”（参见拙作《长向文人供炒栗——作为文学、文化及政治的“饮食”》，《学术研究》二○○八年一期）。
最近十年，华北沦陷区文学开始受到重视，但学者的生存处境及其内心世界，却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举与周作人相关的，如燕京大学的郭绍虞、辅仁大学的陈垣、中国大学的俞平伯，还有顾随等，他们抗战中的诗文和著述，都留下了某种心迹。“东亚文化协议会”的代表中，本包括“公开宣布不合作的辅仁大学陈垣的名字”；可很快地，“陈垣的名字从后来的协议人员名单消失了”（78页），这背后必定大有文章。还有，其他留平教授处境如何，怎样咬紧牙关度过艰难岁月，不也同样值得钩稽？俞平伯曾自述：“在敌伪时间，常有人来向我拉稿，我倒并不是为了贪图稿费，只是情面难却，便给那些不含政治色彩的文艺刊物写写稿。”朱自清得知此事，曾去信劝阻：“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从此，俞很少撰述，抗战“最后两年，根本就没有提过笔”（参见孙玉蓉编《俞平伯研究资料》，3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据说陈垣平生“最满意的著作”乃是《通鉴胡注表微》（参见《励耘书屋问学记》，66页，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版），其中关键，恐怕不在学问，而是心境。一九五八年科学出版社重印此书，其《重印后记》有云：“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做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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