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由“烛火示威”到当今“文学”
作者：苑英奕
对于这次示威，韩国学界十分重视。例如，韩国比较进步的文化理论杂志《文化科学》二○○八年秋季刊的主题便是“二○○八烛火示威”，其中“特别座谈”的题目为“左派，讲述二○○八年烛火示威”。再如，韩国当代的文学进步杂志《文学村》针对此次烛火示威的影响，也专门举行了“客座畅谈”，邀请了三位年轻学者对此进行分析。二○○八年“烛火示威”无疑是一次全民性政治性活动，尽管它在很多时候以娱乐、游戏的方式展开，但其最终指向的是李明博总统的不合理政策。而这种新式“示威”文化令当今“文学”陷入了反思——“文学”在走向政治的管道上竟是如此无力与渺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全民民主示威活动中，文学担任了重要的引导角色。从最初知识分子对社会不合理结构的指责、对民众的启蒙，到后来工人作家们所创作的“劳动诗”、群众自编自导的话剧等，一直在整个示威过程中起到了鼓舞、振奋、激励、引导的作用。当时所谓的“知识”是专业集团或者专业人士以及艺术家、作家等精英集团所创作的产物，文学以一种“启蒙性文学”的方式高居于民众之上。而如今的“知识”则靠社会连带的大众生产出来，然后又靠这种“知识”形成更广泛的社会连带。韩国的年轻学者吴银（一九八二年出生）说：“如果今后有一本记载韩国电子时代成果的书问世的话，我想Agora和Afreeca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可见，电子通讯、网络连带在这次政治性活动中发挥的作用重要之极。
韩国知识分子们，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们深刻认识到印刷书籍的难堪位置，对此他们不得不做出新的判断。面对网络连带所产生的“大众智慧”所具有的威力，知识分子们尽管不无惶恐，但同时又进行了冷静的分析。社会学学者兼诗人的沈甫宣（一九七○年出生）说：“对已经悟出赤裸裸的实体、选择幻灭和冷笑的人来说，启蒙主义的振振有词、乐观积极的批判战略又怎么会入耳呢？(中略)在一个已经被启蒙的时代中，写作究竟该是什么？批评究竟该是什么？文学想象力究竟应该置于何处？至少我敢确认是再也无法固执于传统的前卫意识上的。”而吴银则更一针见血地说：“（我觉得）大众们策划的方式更有才，而且还充满了诙谐与讽刺。（中略）把诗写在纸上发给大家进行朗读的方式太过陈旧了。结果不仅波及范围小，而且产生的感动效果也微乎其微。诗人们对‘烛火示威’的态度是不是沉重得已经超出认真的程度了？”社会学年轻学者李玄佑也指出：“尽管知识分子们应该反省自己该发挥的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又觉得需要领导角色的时代似乎已经成为往事。（中略）（电子媒体）的作用正在一步步替代诗的作用、过去文学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应该更进一步发挥媒体的想象力。”
我觉得，这次“烛火示威”是对知识分子霸权性文学的一次有力挑战，它颠覆了之前知识分子们所掌握的文学创作特权，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大众智慧”、简明易懂且诙谐幽默的“新型知识”，并且将知识身体化、实际化、平民化，解脱了“知识”束之高阁的强烈理论性色彩。
解放以来的韩国文学，一直围绕其现实主义性格产生了各种纷争，从解放之初的“参与文学”和“纯粹文学”之争，到后来的“民族文学”与“民众文学”之论，可以说，韩国当代文学有着同韩国社会政治紧密相关的特征。但文学终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并不是用来立竿见影地治疗社会病症的。它的存在固然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也有着高于社会的一面，“烛火示威”对传统知识性格的挑战，使韩国知识分子感到焦虑不安，正是在这种挑战下才会促生韩国文学的新思路。例如韩国知名作家黄皙（一九四三年出生）今年采取了网络连载小说的形式写作，受到了众多年轻读者的欢迎。而二○○八年八月，他的这部网络小说以印刷书籍的形式出版后，也一直稳坐畅销书的宝座。这都是现今的文学语境下催生的新气象。
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首尔，南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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