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间阶层的探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早在古希腊时期，城邦政治文明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亚里士多德着眼于如何化解这种危机，系统论述了中间阶层和政权形式、政治稳定的关系，并断定中间阶层是具有“中庸”和政治理性特点的政治缓冲阶层，在城邦政治中可以平衡富人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论述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兴起于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之后。在欧洲封建社会，相对于贵族、僧侣等特权阶层，以及处于完全被压迫地位的底层阶级，资产阶级是纳税的第三等级，其实就是当时的中间阶层。他们在积攒了一定的力量之后，同当时的特权政治秩序相抗衡，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并由中间阶层地位上升为新的特权阶层地位，成为新的社会结构中的保守或稳定力量。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其时中间阶层的历史作用做出过客观的评价。〔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十二章“政治革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随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危机激化，工人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为了分析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敌人和不稳定的力量，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格局主要看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力量的直接对抗，但并未完全忽略中间阶层。当然，这种对中间阶层的分析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只占边缘地位。
但阶层分化的趋势超乎马克思的想象。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判断，作为传统中间阶层的“资产阶级下层”“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降落到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无产阶级得到了补充。同时，以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为主的“新中间阶层”却异乎寻常地发展起来，他们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并“完全失去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而是越来越壮大，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相关引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随着以专业技术和管理职能为特征的“新”中间阶层的兴起，晚年的马克思开始对中间阶层有了更多篇幅和专门的论述，并对中间阶层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对中间阶层寄托了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中发挥作用的热情。
中间阶层的这种发展趋势延续到二十世纪，引起了现代西方学者越来越多的重视和研究。当代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包括中间阶层理论，一般都是以马克思的阶级论和韦伯的分层理论为起点。其中，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理论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而新韦伯主义中间阶层理论则沿袭了韦伯的阶层分析思路。新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中间阶层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力量相互对抗的格局。而新韦伯主义即便不否认阶级的存在，也不再把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作为社会分层的惟一标准，甚至不再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分层的首要标准。他们认为社会可以根据各种标准进行层次划分，职业结构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分化来源；并认为中间阶层是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资本与劳工两大阶级的矛盾不再是不可调和的。参见白杨：《社会分层理论与中国城市的类中间阶层》，载《东方论坛》，2002年第3期。西方新中间阶层的发育、壮大，鼓舞了整个西方社会，认为西方已经进入了中间阶层社会或多元阶层社会，阶级对抗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这种乐观的气氛使得新韦伯主义的中间阶层理论取得此研究领域的主流地位。
学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除了传统的阶层理论分析，学者们对阶层的定量分析和案例研究更加充满兴趣，如李普塞特、米尔斯、邓肯-布劳、弗洛伊德·亨特、达尔、多姆霍夫等，并有学者对美国的阶级结构研究做了详尽的总结，如吉尔伯特等。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学家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新”中间阶层的著作，反映了当时存在于美国社会现实中一些新的现象。如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1950）、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白领阶级》（1951）和威廉·瓦特(William HWhite)的《组织人》（1956）。这表明在美国的社会结构阶梯中已经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并成为美国战后市民社会的中流砥柱。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爱立克·戈德曼(Eric FGoldman)曾列举了8部最佳反映战后美国社会与文化存在的著作，上述三部全部列于其中。其中，美国学者米尔斯对中间阶层的专门学术研究引人注目，成为后来研究者的经典文献。随着战后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民主化浪潮，学者们对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阶层研究产生了兴趣，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政治民主化、政治稳定等问题的同中间阶层的发展联系起来，如东亚地区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东南亚的新加坡、菲律宾等，南美的墨西哥、巴西等，以及俄罗斯和前东欧国家。
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和对社会分层的忌讳，国内对中间阶层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经济与文化层面上来探讨，比如中间阶层的出现和增长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影响、拉动经济，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等。然而不必讳言，当前国内对中间阶层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讨论的内容有限。当前，国内对中间阶层的研究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下面几点：①介绍与中间阶层相关的西方理论和概念，在理论上延续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传统争论，探讨中间阶层的属性问题，进而提出当前中国是否存在中间阶层；②讨论中间阶层的界定标准，有些学者进而根据指标体系分析或预测中间阶层的群体类型与数量；③零星介绍国外中间阶层的有关经验。
这样，国内学者缺乏从政治学的角度去探讨中间阶层。特别是缺乏探讨社会分层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从前瞻性和联系性角度来深入探讨中间阶层现象和当前的政治改革中间的联系，深入研究中间阶层的发展对未来中国的各种可能影响。国内系统讨论阶层分化问题的大多是社会学的学者，但大都没有将中间阶层直接与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主题联系在一起。政治学者从政治社会学研究视角来研究中间阶层现象，是当前中间阶层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分化与社会冲突不断涌现，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学者们从多种层面上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问题，但结论并不明朗。如人大选举改革、宪政国家、司法改革、党内民主、草根民主、行政体制改革、政治协商制度等各种探讨层面。李普塞特直言不讳地讲到：政治社会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分析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美〕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在这种情况下，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探求中间阶层对于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的影响，无疑都可以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增加一种新的思路。
其次，中间阶层研究并不深入。中间阶层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的结构层次上。对于中间阶层的界定、起源、人数、经济地位、社会资源占有水平等方面的讨论是必须的，但这种讨论仅仅是宏观指标的分析，并不能回答中间阶层在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政治倾向、作用等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利用深度访谈等经验研究方法，简单的宏观数字罗列并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
媒体对中间阶层的关注甚至要大于学者的关注。媒体在捕捉社会热点上具有特别的灵敏性，他们需要社会热点以吸引眼球，但媒体的缺陷在于难以如学者般严谨、深入地探讨社会问题。所以，媒体对中间阶层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消费时尚、文化流行的渲染方面，诱导着人们对一种抽象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一些打着中间阶层名义的专著，只不过是一些泛泛材料的拼凑。
甚至一些学者也常常迎合大众流行口味，在媒体上发表一些关于中间阶层的泛泛言论。即使是学者对西方中间阶层的理论探讨，也多流于泛泛而论的介绍，没有详细而深入地介绍其背景和实际影响。关于国内中间阶层的论述，也多是在理论基础上构建理论。虽然开始出现中间阶层的实证研究，但所利用的数据大多仍然是二手的，花费精力和财力去做一手资料的积累工作的，仍然嫌少。
当然，这种对中间阶层研究与认识的不深入，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的。中间阶层在中国的发育被打断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随着个人财富的积累、新型职业的培育开始缓慢发展，中间阶层对于中国的学者仍然是一个刚刚涌现的事物。无论个人体验，还是文献参考，中间阶层研究都缺乏连续时空的积累，而传统上对中间阶层教条化的描述对理解当前中间阶层的借鉴意义并不大。而且，意识形态化的传统阶级理论约束了对社会分层的讨论，它对中国阶级划分有不容置疑的权威表述，如“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等。引述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序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阶级结构是明晰而简单的，给中间阶层的探讨留下很小的理论空间。
再次，国内中间阶层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偏颇，主要表现在对当代西方理论不加辨析地引进和崇拜。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在经过长期停滞之后，对来自西方的理论、文献充满新鲜感，因而在过去二十几年中做了大量必需的、富有价值的引进工作。但是，在引进中也往往会犯两个很致命的错误：一个是以偏概全，一个是忽略本土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难以把握的人类社会，社会科学领域从来都充满了争议，甚至针锋相对。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观察角度和和对具体材料的掌握，现实社会的时空背景也是多种多样、不断发展演化。即使当代西方对于中间阶层的见解是多姿多彩的，但从来没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或定论。所以，要借鉴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就要对整个研究领域有完整的把握，才能鉴别具体理论成果的价值所在，并以本土研究检验现有理论、创新本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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