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体制资源（无论是显性的交易性权力寻租，还是隐性的拉关系、办事方便等形式）获取个人收益，一直是公务员最受非议的方面。“吏”是做事和管事的，不管“吏”的大小，都会有一些管事的权力。即使不是自己直接管的，也可以在体制内形成一个网络，大家相互关照，彼此呵护。关键是，这些事不是个人的事，是公共事务。对他来讲轻而易举、举手投足的事，可能会影响到许多资源利益的分配走向。自己揽小工程的韩娟（12）给我讲到她一个朋友的老公：他就是某某区的一个派出所副所长，已经很牛很牛的啦。他一个月两千块（工资收入）撑死了，一年就是三万块钱的工资水平吧，但是他的生活水平并不低，含金量至少有几十万。即使我们一年挣二十万，可能有些东西也没有他们好。我们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花费，但他经常有朋友请吃饭，也不能叫利用职权吧，友情关系嘛。他经常可以出入一些很高档的场所，生活档次水平很高，还根本不需要花自己的钱。你说这能算他贪污吗？很难算吧。你如果要查他有多少钱，他没有多少钱。这个派出所副所长并没有多少工资收入，按她的说法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正当收入，但生活质量很好，丝毫不亚于她自己家的生活水平。这么多人想给这个副所长交朋友，应该不是纯粹的友情关系。陈明（17）讲到现在的权力寻租，道出了其中的奥秘：现在管事的人也越来越小心了，不是说只要你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办事，他会考虑相互是否知根知底。很多人都是先和你交朋友，业务上的事根本不谈。时间长了，相互建立了信任关系，什么事情都自然好说。朋友圈子都是盘根错节的，一圈又一圈，说不定哪天认识的朋友在将来就能用的上，真正有头脑的人对这种事情不会太功利。有时候，“吏”不在大小，而在于能管的事恰到好处。在建筑公司工作的沈智（11）就很有感触：我们一个建筑处的处长，可能还不如一个片警呢，不一定要带“长”的（作者注：指领导职位），关键是那个片警管的是哪个片。如果你管的这个片是地方，比如马上要拆迁了，你刚好是这个片的片警，又跟开发商很熟，那你的好处就可观了。做中学老师的华林（21）前两年要从外地调来人事关系和户籍，对到机关办事感触颇深。这些调动对于华林的意义重大，比如把人事关系调过来，就可以在单位评职称，可以分房子，可以拿到很多应该拿的补贴。户籍同样重要，没有户籍孩子上学要交一大笔赞助费。华林（21）曾为调动折腾得身心俱疲。很多明明能办的事，有些部门却找借口不给办；很多明明是这个部门的事情，结果有几个部门都插手进来，哪家不过关都办不成。接触的都是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态度还算和蔼，但就是不给你办事。华林（21）感叹说：“还是利益在里面。”最后，经人指点，终于托人破费办好了这些事。 　　四坚持与逃离 　　公务员的形象并非都是负面的。很多人在提到公务员的时候，特别是直接接触到一些公务员的时候，感觉他们有些人有能力、有抱负，是政府体制改革的希望。当我敲门进尤军（23）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安静地读书。他说这些年一直在坚持读书，思考。对于长期在基层工作，尤军（23）认为：假如要朝一个目标奋斗的话，需要很多条件，基层经验就是其中一种。很多事情在高层都是碰不到的，在基层东西就比较多，什么事情都能遇到，什么人都能碰到，经历就是财富嘛。在将来走到高处的时候，这种基层积累的经验会显出优势，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吧。当然，在这种自信的话语里，我们也能听到隐隐约约的无奈与忧虑。能力与抱负有没有施展的空间和机会，并不是“尤军们”个人能把握得了的。 　　机关单位不是铁板一块，在改革中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比如机构改革中的机关单位事业化，甚至机关单位市场化，职能和单位编制模糊化等。何京（24）所在的科技园区在编制上属于事业单位，名义上属于“参照”公务员待遇。但他的工作性质和通常的党政机关干部没有什么区别，各种待遇几乎完全相同，任用上仍然属于党务组织部门管理，所以本研究把他归入公务员的类别。他这种模糊的、甚至矛盾的身份只有在当前中国机构改革过程中才会出现，体现了部分传统机关单位向市场方向转变的趋势。另一个特点是市场对公务员的吸引力逐渐增强。比如张兵（26）在1996年从部队复员，他在选择职业时曾经把企业作为首选，因为他认为企业更有活力，更有自己发挥的空间，更可以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只不过考虑到家庭需要，最终选择了机关单位。有调查显示，近年来政府部门公务员的流失率在加大。专栏 　　工资激励功能弱化，制度外收入混乱摘自某内部调查报告。 　　一是国家规定的工资水平总体偏低。近几年来，尽管机关事业单位干部的工资水平有较大提高，但与企业同类人员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越是学历高的人，差距越大。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政策出台以后，机关干部支出有较大增加，部分年轻干部生活比较困难。 　　二是补贴津贴混乱。一些地区和不能的津贴补贴五花八门，有的超过国家规定工资的1～3倍，基本工资的功能得不到发挥。据统计，上海、广东、浙江三省市，基本工资只分别占收入的18%、21%、30%。 　　三是地区、部门收入差距拉大。2002年上海市机关干部人均收入为65220元，云南为人均12984元。2003年广东省厅级干部的平均收入是贵州省同级干部的四倍。同一地区不同部门也不相同。据财政部2002年对公安部、税务局等八个执法部门津贴补贴的统计，国家质检总局年人均23448元，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均为8100元，相差15348元。北京市比中央机关人年均高12444元。 　　四是职务消费失范。有的同志反映，有的干部公车私用，各种招待费及健身、娱乐消费等失去监控，成为财政支出的一个漏斗和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