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是中国传统资源配置体制延续与市场转型的奇妙结合，“事业人”则是这个奇妙结合的承载主体，其身份本身是矛盾的。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传统的事业领域必然逐渐萎缩，从本应市场化的空间退出来。比如，有些事业单位虽然仍保持着事业的外壳，但运行机制和人员管理都逐渐真正市场化了。郑颖（15）在杂志社做编辑，严伟（16）在报社做记者，他们工作的时间都不长，但都已经在本领域换了几家单位。如果干不好或者有更好的去处，随时都会离开原来的单位。一般事业单位的体制内资源他们享受不到，比如福利房，所能得到的待遇完全根据自己的工作成绩。从这种市场化的程度来讲，这些媒体单位更接近于一般的企业，这些媒体“文化人”的资源获得方式更接近于一般企业的白领。这也许代表了当前许多事业单位的真正发展归宿。甚至，有的事业单位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成为了市场主体。比如曹飞（09）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原来都是“国有所”，改制后大部分都成为私有。虽然国家在宏观管理上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要比其他行业更严格一些，比如半官方的律师协会的指导作用，律师仍然有指定辩护等司法救济的义务等，但总体上律师事务所成为了市场主体。相应地，可以把律师看做企业性的新型白领。更准确地说，大部分律师已经成为私营企业性质的白领（所以，对律师行业和所采访的律师曹飞（09），本书把它归为下节讨论的内容）。 　　另外，除了工作单位性质的变化，“事业人”自身的职业态度也在变化。市场对“事业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事业人”成为企业白领的重要人力资源源泉，对于那些比较进取的年轻骨干更是如此。吕英（25）在单位里虽然待遇不错，工作很稳定，但时间长了，业务也熟悉了，感觉工作内容比较单调。她说：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一点。涉及的知识比较少。在初期还能承担一些责任，独立地做过一些事务。但是这件工作也干了三四年、四五年，然后就觉着应该转变一下。中央一些政策在北京贯彻起来比南方其他发达城市相对缓慢，机构运转也不是那么灵活。很想去南方那种环境去体验一下。如果在企业里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现在的事业单位对于吕英（25）并非不能舍弃。 　　其实，事业单位与“事业人”的复杂性远不止市场化。除了一般形式的事业单位与“事业人”的市场化、“事业”与市场之间的模糊化，另外还存在着机关单位与机关人员事业化、并进而市场化的现象，以及公共行政领域、“事业”领域与市场领域之间的模糊化。 　　王慧（19）至今对自己单位的性质都不清楚，对我解释了许久，才大致明白了其中的端倪。她的单位对外称为公司，但隶属于一个中央级的专业行政审查机关，本来属于机关的一个局级部门，后来在机构改革中由行政机关改换为事业编制，在内部名称上改为“中心”。虽然人员属于事业编制，待遇和管理仍参照公务员和行政系统，特别是组织人事管理权限仍然在上级行政机关。如果仅仅如此，还不难理解，就如上文所述的事业单位市场化一样。问题在于，这个事业单位的主要业务仍然延续了原来没有“事业化”之前的行政性审查职能。更加让人回味的是，依托这个事业机构又挂起了公司的招牌。这样，通过机关单位事业化，以及进一步的市场化，机关单位打起了公司的招牌，本来的行政职能不再是机关里的对外办公，而是摇身一变成为“收费项目”。当然，这种公司不用去开发市场、争取客户，因为只此一家，要想通过行政性审查，必须先通过它的有偿“服务”。从根本上讲，这种事业单位的市场化使行政机关变相参与市场资源分配，事业单位成为体制特权与市场分配之间十分暧昧的联接点，是对市场机制的最严重扭曲。 　　相应地，这些事业单位的“事业人”也成为这种特殊体制的受益人。王慧（19）的收入可观，而且工作内容比较轻松，很符合现在许多女性的职业理想：有专业职称和技术专长，职业体面，收入较高，不需要打拼，能同时照顾家庭和自己的工作。和王慧（19）见面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我担心她是否方便，她说没有关系，只要把工作做完就行，管理不严。他们单位平常一到11点钟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去饭厅吃饭（午饭是外面送来的套餐），大家边吃饭边聊天，很热闹、轻松，吃饭时间并没有限制，尽兴为止。有时候也加班，但都是偶然的——其实正常上班时间稍微紧一点也不需要加班。可以看出，“王慧们”享受着体制内和市场的双重资源。同时，由于政府机关的直接背景，同一般的事业单位相比还增加了垄断的优势。所以，如果说一般的“事业人”是脚踏两只船，那么“王慧们”则是脚踏三只船的“超级事业人”。为了精简机构、压缩编制而又避免人员分流压力，许多传统的机关都逐渐改换成了事业编制，比如机关的后勤部门、培训部门，这些部门很多就有这种机关事业化、并进而市场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