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访谈结果上看，虽然绝大多数中间阶层采访对象并没有社会分层的相关理论知识，但从他们所讲述的许多生动故事和直观感受，可以看出通常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潜意识的存在。
沈智（11）对于“圈子”之间隔阂的描述十分生动：我觉着不同的社会层次之间区别挺分明的。反正我和他们交流、沟通，从谈话的内容上就能感觉得到，话题都不一样。一个圈子和另一个圈子的话题绝对不一样。我接触的人比较复杂，因为我盯工程嘛。我跟民工，跟底下的那些管理人员、市政府的那帮人、开发商，都要打交道。你通过和他们聊天，就能感觉到，话题的区别非常分明（特别强调的语气），这个圈子永远不会谈另一个的话题，另一个圈子也永远不会谈这个圈子的话题。不同圈子的人可能因为利益或工作要接触，但这不是交往。两个圈子融不到一块。打个比方，我和民工聊天，他们就说这个月他记多少工，分多少钱，就谈这个，工分什么的。跟我谈什么？叫我给他多记两个工，其他什么都不说。你说他能跟我谈什么？我觉着社会分了层次之后，就有很多层次之间的断层。不像以前那样，大家都生活水平低，人际关系也比较单纯，所有的人都很容易沟通，现在不是这样了。杨波（20）也认为只有同阶层的人交往多些：对这些上层，虽然有接触，但毕竟不是一个圈子，交往不多。但是对于普通的中层，比如国家公务员、企业白领，和他们打交道很舒服、很开心。和这种人有同类人的感觉，属于同一个阶层吧，都属于中层。对于下面这些穷人是一种很同情的感觉，没有什么交往。陈明（17）认为阶层隔阂影响非常大，即使是亲戚关系都难以打破。他打了两个比方：如果你是一个IT企业的部门经理，一年可以挣十几万，但你的老婆是一个清洁工，你们俩去西餐厅吃饭的时候就有冲突。因为你自己经常来吃，可是你老婆可能就觉着是在浪费。再比如说，假如我在外面工作，一年至少可以挣十五万，那我是中间力量；我的姐夫或者一个表哥来北京打工，他在底层，我请他到饭店吃饭的时候就有冲突。也许陈明（17）说到的“比如我的姐夫或者一个表哥”是他的真实体会。陈明（17）来自农村，一些亲友仍然在社会的基层，而自己已经跃迁为社会中间层，心理隔阂于是产生了，并进而产生了交往中的隔阂。这也是文学影视中老套而真实的故事。而当我问他对中间层的感受时，他回答：“我觉着挺亲切的，因为我就是中间层。”
蒋丽（02）给我讲了他们小区的故事：我们原来的房子在某某花园，中间两栋楼是回迁房，一些老北京，大部分人以前在同一个国企单位工作，相互都认识，见面经常家长里短。我们这两栋楼都是直接买商品房过来的，他们和我们这些人彼此之间就不是那么不见外了。我们首先感觉中间这两栋楼的人素质比较低，可是人家还觉着我们这些人都很“假”呢。相互之间也有矛盾，比如养狗，商品楼的人觉着带着狗到处遛怎么这么俗，脏儿叭叽的。但他们这些人（回迁户）就觉着无所谓，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蒋丽（02）代表了中间阶层，而另两栋回迁楼的住户代表了基层。两种阶层的人都住在一个小区，生活习惯的差异成了彼此隔膜的直接原因。但在这个直接原因或表面原因背后的两种阶层的更深层次的差异，对此蒋丽（02）自己也有种并不十分清晰的感触，认为是“因为经济基础不一样”。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蒋丽能明确区分出自己相比国营企业工人更高的社会层次，并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和他们产生难以跨越的隔阂。但相对于“有钱人”，她重新把自己定位到“老百姓”的位置上。对于他们，蒋丽（02）能感受到，但并不了解，更谈不上交往，因为“那些人老百姓都接触不到”，只能通过媒体得到一些“有钱人”的印象。赵岚（07）表达了相似的感受：“和上层的人接触比较少，感觉比较神秘。因为不了解，所以神秘。”
无论如何，中间阶层能够大致区分出自己属于社会中间层，并确证社会上层、社会下层以至社会底层的存在，在具体群体指向上体现了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同时，中间阶层在社会交往上，能够在潜意识中感觉与中间阶层的各部分都属于“同一个层次”，所以在交往上彼此没有“高攀”或“低就”的感觉。相反，对于低阶层或高阶层，存在自然的心理隔阂和交往的障碍。因此，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中间阶层意识是确实存在的。
第二节利益认同冲突〖1〗一利益的分野社会交往中的中间阶层意识，并不表示中间阶层有共同的利益意识，原因就在于上一章所论及的中间阶层“双色蛋糕”理论。就是说，中间阶层各部分在“体制——市场”这个杠杆体系中的具体着力点不同，导致了彼此没有共同的利益来源，也就没有了中间阶层的共同利益意识。
有些中间阶层对于这种利益分歧的认识是深刻的。语速很快的曹飞（09）比较敏感，他把各种中间阶层的职业分为“私营企业——国家工作人员”两个端点，当然，这里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不是等同于国家公务员，而是把与体制有某种程度结合的事业单位人员也包括在内。他认为：外企白领属于企业这一块，应该属于私营企业这一块吧。知识分子属于事业单位吧，实际上是国家工作人员那一块。在外企的这些人，该上什么上什么（指各种保险），但和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还不一样。因为国家机关给你考虑得特别全面，不光有保险，为你出路也考虑到了，可是外企并不能保证你明天会怎么样。今天在这里干，一个月八千多，但下个月就不知道了。而且（收入）跟你的效益挂钩的，外企这些钱不是让你白拿的。因为要有业绩，所以工作压力大。可是国家工作人员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包括事业单位，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压力。当然（日常的）工作压力谁都会有。律师属于自由职业，更类似私营企业这一块，但是记者就属于事业单位的。可以看出来，曹飞（09）虽然认同中间阶层包括国家公务员、知识分子、记者、律师、外企白领、私企白领等，但仍然把他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广义的“国家工作人员”，就是有国家保障的；一类是广义企业类的，没有体制内的保障。值得回味的是，一般认为律师和记者同属于自由职业，但曹飞认为他们是不同的类别。大多律师事务所改制成合伙制了，律师行业“更类似私营企业”，而记者仍然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所以，律师和记者属于“体制——市场”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他们没有共同的利益来源，当然也就没有共同利益意识。
在私企担任主管的秦云（06）想法简单、平实，但她把中间阶层不同群体的差别刻画得很到位：我们（作者注：指企业白领）和政府人员、医生、知识分子属于“平”着的，但各自的社会地位不一样，他们办起“事”来都比我们更容易。老板们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渠道获得这些东西。这里的“平着的”指中间阶层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综合资源差不多，“社会地位”指的就是获取体制内资源的能力，而“办起事来更容易”就是指政府人员、医生和知识分子有各自可以利用的体制内资源。相对而言，企业白领的体制内资源要少得多。秦云（06）所说的“老板”是指那些中、小企业主，他们有市场资源，具体就是“钱”，但没有“社会地位”，如果他们要得到这些体制内资源，就要付出市场资源作为代价。
尤军（23）作为一个基层机关干部，对公务员的优势很有体会：白领靠自己的本事挣钱，挣钱也多。但在机关里不是这样，他们看中有机会晋升。这两种人不一样。也许在机关里的人更有优势，虽然原来好多机关单位的福利没有了，但他比白领更稳定，办什么事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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