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不仅对于这种利益的分歧有深切感受，而且在感情上对资源利益来源不同的其他利益群体有抵触倾向。卫成（01）对此的反应很激烈，话很直白:我对那些私营老板正面评价大于负面评价。对那些贪污的政府人员，还有那些医生、律师，恨他们，不喜欢他们。医生收黑钱太厉害了，我亲身经历过……（作者注：讲了一些例子，此处略去）。我比较恨这部分人。我接触私营企业主比较多，他们还是比较好的。虽然素质不高，但很有社会责任感，钱也是自己辛苦挣的。在浙江某地有个老板，当地的小学、路什么的，都是他修的，还绿化荒山。他们非常了解中国国情，知道中国人力成本比较低，不必要先进的机器和技术，能解决大量人的就业问题，这是个好事情。我对民企老板有好感，他们确实抓住了一些机遇、付出了许多。我知道上海有个汽车配套工厂，是私营企业，带来了大量就业，他们的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算当地的中产吧。很有意思的是，国有企业也带出了大量高收入的干部，他们就是靠吃企业富起来的。有些靠黑钱富起来的政府人员不可能对社会做贡献的。我希望有些国企私有化得了。国家的金融资本大多都流向了这些国企，可是这些钱都让国企中层以上干部吃肥了，真正的需要贷款的民企反而得不到贷款。国企这部分人才真正是蛀虫，产生腐败的温床。也许卫成（01）所使用的“恨”这个字眼有些偏激，实际上可以理解为“讨厌”、“不喜欢”的意思。但他明确地表达了一个信息，即认为在市场中凭竞争和才干得到利益的人是合理的，而对于那些靠体制和权力得到利益的人是不认同的。 　　这种感情的抵触不光体现在抽象的评价上，还体现在依赖市场机制的中间阶层在与依赖体制的中间阶层打交道的亲身体验上。秦云（05）的丈夫朱海（05）——外企经理——更是从社会冲突的高度来表达了对中间阶层其他部分的不满：我觉着和其他中间阶层有冲突。比如医生和老师，他们看病、教育乱收费。他们在垄断着一些资源，无理地剥夺其他人。他们没有专心尽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些都是不正常的。当然，这是个体制问题。如果把我放在那个位置，我也会那样。这个制度就是这样，而不是这个阶层（作者注：指医生群体和教师等群体这些资源垄断的中间阶层群体）的人就怎么样。不仅体制外的企业白领对体制内的群体有抵触。甚至，某种程度与体制结合紧密的“事业人”对于更加依赖体制的公务员也有不少怨言。科研院科研项目负责人钱民（13）有些亲身经历，对“公事公办”里的推诿有些不满：这些人（公务员）的素质在这里摆着。他们说的话很漂亮，但办事就是卡你。我们办证（结婚证）就那样，她说不给你办，理由很多。她给你讲政策。但是如果她松一下，认识你，也就给你办了。比如我有一个户口问题，我们在公安局认识的一个人就这么给我说的：能不能给你办这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但到派出所他肯定不给你办。派出所会说“就是这么规定的”，你也没有办法。但如果有关系就可以办，这些东西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钱民（13）的妻子孙敏（14）对这种“官场规则”也很熟悉，接过话说：他们说，把官做“精”了的人，既可以把一个道理正过来说，也可以反过来说。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就像辩证法一样，事情成立、不成立是有条件的。在一定条件下它是正的，在一定条件下它又是反的。我们和一个做公务员的同学聊天，他能把本来没有道理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让你无话可说。这些反映的是深层次的利益冲突。更准确地讲，是市场与体制的利益冲突。中学教师华林（21）在办户口迁移的时候对一些政府部门有些不满，对部门分割和部门利益有切肤之痛：我在户口上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不能理解办起来为什么那么难呢？有些制度既然在企业里能实行，为什么在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就不行？很多东西，不是它办不到，而是它不愿意办。有利益，肯定有利益在里面。说白了，一些职能部门和个人不愿意下放权力，喜欢手里有权，喜欢有自己的天地，不愿意别人插手。比如人事部门这一块（的公务员）就喜欢现在的这套人事制度，户籍部门这一块办什么事吧，必须要遵守现在这一套户籍制度。这些平行的部门权力不愿意融合。这里面就有一个冲突，苦了要办事的人。对于商人和机关公务人员，尤军（23）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直接利益冲突：很多商人并不愿意把钱拿出来，但他为了疏通还是必须这样做。这其实就是一种权力阶层和资本阶层的冲突。甚至，这种体制与市场的利益冲突还存在于单位内部。钱民（13）对自己的科研院里的一些人很不满：资源分配不合理，最麻烦的就是这些占着位置的人，他们年龄比我们大些，利用各种关系，占了国家的各种资源。他们也没有文化，没有水平，我们这些技术骨干上不来。其实，事业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利益分配和资源掌握上并不一定比管理人员差，但钱民（13）认为他们单位的一些管理人员凭体制的残留占有分配利益，而不是凭自己的能力，根本不应该和他们这些技术骨干相比，所以感觉心理不平衡，冲突就产生了。如果在真正走向市场的企业单位，或者在实行了像陈明（17）所在研究所那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事业单位，行政管理人员相对市场化，这种冲突就会减弱。 　　杨波（20）的妻子在国外读书，在申请探亲办护照的时候遇到了些麻烦：我作为事业单位的人，出国探亲要办不少手续。我在单位没有把我当人才，等我一旦要走了，反倒把我当人才了，怕我不回来，要经过人事部门多少章、多少证明，还要交押金。这是对我权利的侵犯。在企业里的人就不要这么麻烦，没有那么多限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这种阶层内部利益的分歧不仅体现在中间阶层上，对社会的上层同样如此。大多数被访者认为社会上层是“有钱的和有权的”（有的把知识精英也列入社会上层），但并不认为这两种群体是平起平坐的，因为“有权可以有钱、但有钱不一定有权”，企业主相对权力层而言仍然是弱势的、没有保障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不仅体现为横切方向上不同资源占有量的阶层隔阂，还存在为纵切方向的体制与市场的隔阂。这两种隔阂彼此交错，形成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网格，而中间阶层也被这张庞大的“体制——市场”的二维网格体系所分隔。从阶层意识上看，中间阶层能够分辨出通常的社会结构格局，并在社会交往中对中间阶层人群能够认同彼此的身份层次。同时，但中间阶层并不是一个利益整体，原因就在于中间阶层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利益来源不同，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为市场机制与传统资源配置体制的冲突。 　　同时，市场转型的步伐仍在进行，市场维度的力量在不断加强。体制的续承对于许多依靠业务能力的中间阶层来说是一种压制与束缚，从个人发展空间和利益分配上，他们希望体制的影响逐渐弱化。所以，科研所研究人员冯涛（18）希望在单位里“有能力有经费就上，没有经费没有能力就下”，并且认为：如果市场经济越来越完善的话，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应该逐渐消亡掉，归到企业这个阶层里去。如果这种变化趋势能够不断进行下去，随着当前“体制——市场”体系的结构平衡发生转化，体制的因素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将不断降低，也许我们将看到中间阶层的利益逐渐变得越来越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