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访谈中，中间阶层都能明显感受到社会的阶层分化，阶层分化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他们对待社会分化的态度，有助于理解中间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格局中的位置及其感情取向。
一面对底层这里所说的社会底层，主要指那些外地来京从事体力工作的务工者、生活无着者和本地生活困难的下岗人员等。社会底层不等于社会基层，前者是后者的底部成分，而社会基层更广泛，是相对于中间阶层和社会上层而言的。，不只是同情
华林（21）最近搬了新家，请搬家公司帮忙，接触到一些搬运工，对他们艰苦的工作深有感触，言谈中透露出非常真挚的同情：给我搬家的这些搬家工人是从重庆来的，我非常可怜他们。四个小伙子开着一辆搬家公司的车，早上起来买了几个包子吃，整整干了一天，到我们家已经是第六家了。我有很多书，怕他们搬不动，就把箱子拆开，大箱子分成小箱子。结果他们一次背五、六个小箱子。就这样（工作了）一天，从早上到晚上七点还没有吃饭呢。给我们家搬完，我给了他们点餐费让他们赶紧吃饭。吃完饭还有一家。一天搬七家，连午饭都没吃。我真的同情他们。从访谈研究中可以看出，总体上中间阶层对于社会底层的境遇是同情的。但这种同情往往限于一种表面化的态度，如果我们将研究深入下去，可以发现中间阶层对社会下层的态度并不那么简单（这也是定性研究方法的价值所在，因为问卷式的调查方法很难挖掘出一些微妙的东西）。
首先，有的中间阶层认为社会底层并非那么需要同情，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卫成（01）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一些外地来京务工的民工，对他们的生活表示乐观：民工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是有好几条路可以走的。最起码可以回老家，安安稳稳过生活。最起码可以填饱肚子。我们周围就有很多工地，像“某某城建”这些大建筑公司，管理还是挺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还是挺不错的，能到时候安安全全地把钱领回家。他们（民工）心里起码非常满足，每个月都给家里寄点钱，到年终可以拿一笔钱回去。和他们聊聊天，感觉他们都非常快乐，精神状态都非常好的。像我们小区的保安，他们的生活、精神状态都挺好的，有时候他们还买瓶啤酒几个人聚聚。而且，他们本身要求也不高。卫成（01）承认这些民工的工作有时不够稳定，但感觉他们的机会比较多：我经常到“某某肉饼”（北京一家连锁餐馆）吃饭，知道他们的服务员经常换，这说明工作不太稳定，待遇也比较低。但相对来讲，他们也有选择的机会，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的收入是比较低，但他们的精神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在北京关键是要自己努力，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比如捡破烂的（每月）都挣一千多。其次，有些人认为社会底层应该安身立命。
韩娟（12）和沈智（11）夫妇对那些外地来京的民工、小商小贩的态度有些分歧。韩娟（12）认为他们值得同情，而沈智（11）则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来京是自己选择的生活。他认为，民工和农村来的小商小贩没有知识和能力，怨不得别人。他说：只要不干坏事，凭本事吃饭，挣钱嘛，很正常嘛。如果有能力，你可以读读书，往上走；没有能力，只能靠体力吃饭呗。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有脑子，就凭脑子。如果没有脑子，就出点汗呗。如果连汗都不愿意出，那别人怎么帮助你呢。韩娟（12）认为沈智（11）不能以自己的想法来要求他们：我想的不一样，那些卖菜的真的很辛苦的。而且他们能在北京站住脚，挺不容易的。他的受教育程度和他的家庭决定了他不会有你这种想法，比如挣钱了，在北京到夜大学学点东西，这个素质达不到这个程度。他就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只能寄希望他的孩子能落脚，他的孩子能在北京上学。我觉着他们挺不容易的。他们没有认识的人，能在这里支撑，挺困难的。沈智（11）强调自己并不是看不起社会底层，而是要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安身立命：我对他们没有蔑视这种偏激的看法。我只是说这很正常。他是挺困难，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可以不出来嘛。你既然出来，就要有心理准备。他可能觉着这样还是比回去好呢，让他回去还不愿意呢。这很正常。这是你的选择嘛，应该有心理准备。再次，中间阶层认为有的社会底层的困难处境是自己造成的，不能一概而论。卫成（01）认为北京的下岗职工社会状况并不好，甚至不如外地来京的民工，但对他们并不同情，因为他们好逸恶劳：这部分人（下岗工人）实际上是很惨的。民工总比北京本地人下岗之后老等着救济要好，而且他们将来肯定要比这些下岗工人要好的。因为他们年轻，在北京挣钱之后可以回老家做个小生意，生活要比这些下岗工人要好一些。那些下岗工人在北京的国企反而习惯了一些思维，不能承受这些变化了。说实话，我对一些好逸恶劳的北京本地人很厌恶。我认识一些本地人，下岗了就知道发牢骚，在家里无所事事。这是一种心理状态，不去努力奋斗，光等着别人（帮助）。只看别人挣钱，不知道别人辛苦。他们理应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对外地来京民工态度不一致的沈智（11）和韩娟（12）夫妇，在对待本地下岗工人的态度上是一致的，都认为他们不值得同情：沈智（11）：“反正对那些在北京市的穷人我不可怜（指老北京）。对山区的，该帮助帮助，还是挺可怜的。我觉着你自己应该去努力嘛。如果要真是没有那种条件，也就算了，可是你有条件，和边远山区的人不同。”
韩娟（12）：“你要是说北京市内有很多稍微困难点的人，还是跟他们自己有很大关系。好逸恶劳。”
沈智（11）：“给他们点事情挑来挑去，老想不干活就能挣钱，那是不可能的。”第四，即使同样面对外地来北京的民工，中间阶层的态度往往呈现相互矛盾的两面性。杨波（20）首先表示对于穷人的同情，但同时又讲述了一个让他有些恼怒的亲身感受的例子：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们有一种缺乏遵纪守法的意识，让我感到很郁闷。比如我这次新房子装修，快装完了，他们也很辛苦，钱应该一分不少地给他们。可是看他们做活的质量，可能连他们自己都看不过眼，这种情况我非常生气。我们有这种社会道德，知道不给他们钱是不对的。可是面对这种情况又感到很困惑。要知道，你面对的这种人是中国的大多数，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拯救”他们，只能通过接触到的给他们讲讲道理，让他们知道拿别人的钱应该好好给别人服务，给别人做事情。他不是干不好，而是他们觉着做好、做坏拿的钱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给你做得最好，能拿到钱就行了。他还给你耽误很多时间……我觉着他们可气，想骂他们，又觉着他们是很可怜的一群人。从杨波（20）的话语中，不仅能同时感受到他对于社会底层的同情，还可以感受到他的反感和恼怒。另外，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是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来看待社会底层，因为他遗憾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拯救他们”。
孔楠（22）作为医生，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到一些求医的社会底层者，除了同情，还感觉他们的“素质”不高，不通情理，胡搅蛮缠。他这样谈到自己的体会：对于素质特别低的那些人，对他们有时候真的不满。他们的素质有时候确实太低了。看病的时候，可能为一点小事跟你闹。当然这和经济条件有关，他们经济条件很差，又要看病，又要花钱，主要这方面的原因。其实对他们也同情，对他们也理解。因为我本人就是出身农民家庭，周围的人没有达官显贵，可能还比别人更能理解他们。可是有些社会底层的人总觉着其他人挣钱都特别容易似的。综上可以看出，访谈对象谈及社会底层，中间阶层的直观态度是同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间阶层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理性的社会公正感使得他们对社会下层自然产生同情的态度。同时，中间阶层与社会底层的联系相对紧密，很多中间阶层是从社会的下层向上流动到中间阶层的，与社会下层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中间阶层也有机会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到社会下层，许多中间阶层对社会底层的生活多少有些了解。
但是，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之间已经形成了难以跨越的社会界限与心理的隔阂。用形象的话来表达，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在具体看待社会下层时，中间阶层往往采取俯视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同情”和“怜悯”在涵义上的微妙区别。
中间阶层还会以负面的眼光看待社会下层，特别当他们与社会下层直接接触并发生利益冲突时，常常以鄙夷的态度看待社会下层的“劣根性”。至于社会下层所遭遇处境的社会机制是什么，是否符合社会公正，这些并不是所有的中间阶层能够深刻理解到的。而且，即使能够理解，在直接利益受损的时候，这种同情也会被冲淡，并直接影响到将来对待社会底层的态度。
因此，与其说中间阶层在“谈”及社会下层时表示的是同情和理解，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强势者对弱势者“道义”上的姿态更准确。
二面对上层：不只是疏远如前文对社会上层的界定，主要是政府官员（权力的拥有者，作为中国特色，还包括各种事业单位的领导，中大型国企的领导人）、较大企业主（财富的直接拥有者）、企业较高级经理人员，以及名人群体（如演艺明星、体育明星、高级知识精英等）。人们在日常一般简单地将社会上层理解为“有钱有势的人”。
对于作为社会上层的私营企业主与官员，一些中间阶层、特别是企业白领的态度明显存在差别。卫成（01）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他把商业精英和依赖体制权力的“有权的人”区分开来：我接触私营企业主比较多，他们还是比较好的。虽然素质不高，但他们非常了解中国国情，能解决大量人的就业问题，一个厂一、两千人。这是个好事情。国企都是来一个人（国企领导），吃肥了就走了，国家的金融资本多流向了这些国企，真正的需要贷款的民企反而得不到贷款。国企这部分人才真正是蛀虫，产生腐败的温床。我对民企老板有好感，他们确实抓住了一些机遇、付出了许多。钱民（13）、杨波（20）的态度与卫成（01）相似。钱民（13）对政界精英不以为然，相反，对商业精英非常钦佩，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我对那些从政的人不感兴趣，因为关系不大。对他们的施政纲领，体会不是很深，感觉距离比较远。我们关心比较多的是业界的精英，企业方面的，创业方面的，我们比较佩服。他们无论在管理才能、知识水平上，都要比一般人高一大截，对这种人比较佩服的。对一些民营企业的比较佩服，对国营企业的差些。他们这些人有时候感觉很糊涂。杨波（20）看中社会上层对社会的贡献。对于腐败的官员，他则比较反感，同时感到无能为力：如果他们(社会上层)的收入是合法的，能够给国家创造经济财富，我对他们是很尊敬的。但是如果他们掌握权力，不为国家谋利益，我是很讨厌他们的。但对他们又没有办法。可以看出，相对政界精英而言，中间阶层整体上更认同商业精英。除了高级官员的腐败为整个社会——包括中间阶层在内——所反感之外，由于媒体对商业精英大量的报道，特别是对他们成功经历的报道，使得商业精英似乎距离民众的距离更近一些。
但这并不表示社会各阶层都能在感情上对“有钱人”一致认同。由于社会结构层次的差别，中间阶层与社会上层直接接触仍然比较少。如中间阶层与社会下层一样，在中间阶层与“有钱人”之间也存在疏远与隔阂。不可否认，媒体除了对富人的成功进行宣扬，还对“富人”的“为富不仁”进行了大量负面报道，某种程度上潜移默化地使得“有钱人”的形象受到损害不佳。丈夫卫成（01）极力称道企业主的社会贡献与义举，蒋丽（02）却不以为然，认为有钱人往往能够素质不高：即使有些人再有钱，素质也不是很高，……也许这和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有关系。其实我是很讨厌这些人的。不是因为他有钱什么的就讨厌他、嫉妒他，是因为他们素质高的人还是少。好像这些人有了钱，反倒丧失了什么。不太愿意和这些有钱人接触。谈到现在的仇富心理，卫成（01）认为“有钱人”应该回报社会：有些老板不一定为富不仁，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有钱人回报社会的机制，消除对有钱人的隔阂。“有钱人”形象不佳的另一原因是富人阶层的“原罪”问题，也就是“富人”在原始积累阶段并不都是正当的。自己的企业正蒸蒸日上的许刚（28）认为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一些说法代表了企业主群体的立场，有为富人群体进行辩护的味道，容易引起争议。他说：对富人负面的舆论其实很多的。比如刘某某（女电影演员，成名后进入商界），被抓起来，又被放出来。那一段的讨论其实很不利于企业主，就是对原始积累时期的原罪问题，逃税之类，这是事实嘛。我不相信哪一个私营企业没有逃过税，特别是起步的时候。但它的价值在于它发展起来之后可以解决很多的就业问题。可以为国家多缴税。非得倒旧账，是把他们都抓了、都判了刑好，还是放过他们让他们纳更多的税好处多？哪个更有利？他们在监狱里只是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但在外面是个企业家的价值。关键是富人成功之后要有回报社会的态度，争取社会大众的认可，而不是大众的仇视。在访谈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直接接触过上层群体的人往往会在态度上发生一些变化。疏远导致隔阂，而交往使得隔阂减少。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群体的感情是抽象的、激烈的，而对于直接接触到的一个群体中的个体，这种态度往往被“软化”，特别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因此，当中间阶层与社会上层有相互接触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对于社会上层的态度会更宽容一些。与社会接触较多的研究生吴芳（30）描述了这种态度变化的感受：上层拥有不劳而获的资源，感觉不平等，恨他们。有这种想法只是出于一种良知，其实他们并没有触动我的利益。如果从新闻上看到那些恶性案件，就会觉着十分愤恨。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头，和这种人有实际的接触的话，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甚至当这些人对你有所帮助的时候，你还会感激他。对于他所拥有的东西呢，也不那么反感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宽容。（笑）就是说，（我）抽象上不喜欢这些人，但实际上要比想象的容忍度要大。综上，如中间阶层对社会下层一样，他们对社会上层的感情也是复杂的。在和社会上层距离较疏远的情况下，中间阶层的态度容易受到媒体舆论的引导，为官不正、为富不仁的负面印象多过正面印象。在和社会上层的接触中，这种印象可能会有所转变。也就是说，抽象的社会上层比具体的社会上层要更“可恶”一些。对于“有权的人”，印象大多是贪污腐化；对于“有钱的人”，艳羡、敬佩、疏远和厌恶等各种情绪都存在，相对多元化。相比较而言，中间阶层（特别是白领群体）对于商业精英比政府官员有更多的敬意。也许，如果研究一下社会基层对中间阶层的感情认同，也会得到与上述复杂情绪类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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