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与中间阶层政治冷漠存在冲突的社会责任感之外，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个类似的矛盾现象，即中间阶层对国家民族的荣誉感、责任感与认同感等积极态度非常强烈，并且表现了明显的一致性。甚至，这种爱国热情有激进的一面，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被激发。 　　在访谈中，许多被访者提到对台关系、对日关系、对美关系等，激昂的情绪与中间阶层日常生活中的温文尔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这些感情不在日常表现出来，但会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许刚（28）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受到国家的富强对于个人事业的重要：我觉着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这些一点都不抽象。怎么会抽象呢？即使做了商人，这些也不抽象。比如我的书店虽然比较小，但我和国际上的合作比较多。我的书很多都是从国际上订购的，我们出的书也卖到台湾、香港、东南亚。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如果提高了，这和我密切相关。很直接的。民族的富强，国家的强盛，肯定和我很大关系。和国外的出版商打交道的时候能体会出来。如果国家经济状况不好，和他们合作的时候没有地位呀，没有谈判筹码，没有什么好谈的。比如采购的时候，国内经济如果不好，我只会买一百本；国内经济好的时候我会买一千本，马上他（国外出版商）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经济好，一千本都卖得掉，经济不好，一百本都卖不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和台湾出版商的关系。我从95年就和台湾合作，一些台湾的书、杂志都是我在大陆代理的。现在他们经济不行了，大陆越来越好，现在和他们合作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牛了。以前都是他们开条件，现在是我在开条件，你愿意合作就合作，不愿意合作就拉倒。即使那样他们也签。感受很深刻。对于大部分来说，爱国热情和个人利益并没有直接联系，它只是一种简单而朴素的感情归属。有统计表明，中国民众超过70%关注体育，高居世界第一位。意大利人酷爱体育，特别是足球运动，在关注体育运动的世界排名中名列第二，但数字一下子降到了50%多。不可否认，许多中国民众关注体育的传统是因为将它与爱国热情联系在一起——即使运动较少的女性也是如此，我在研究中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蒋丽（02）体验过在一些特定的体育、文化场合中充满民族责任观的激昂经历：我对国家呀、民族呀什么的，平常也想不起来。但有时候绝对会想到，比如在“申奥”那种万众一心的时候会联想，要自己发展好，自己生活好，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好，国家就会强大，就会有自尊，在国外就会被别人尊重。那种时候就有民族感了。比如看到体育得金牌了，我还是很高兴。虽然金牌不是我的，但这也是一种民族荣誉感吧。朱海（05）表示，虽然现在不会想很多，但如果到了“民族存亡”这种时候，就会自然产生与国家民族共命运的“气氛”。杨波（20）这些年并没有专心于自己的高校教师角色，四处讲课挣钱，自嘲“成了赚钱机器”。但当我们聊起这个话题时，看起来文弱的他出言惊人：如果台湾要分裂出去，需要报名参军（收复台湾）的话，我第一批报名。冯涛是研究所里的专业研究员，妻子现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他对出国后作为中国人的感受比较强烈：因为做研究有机会到国外去，明显就感到文化的差异，还有别人对中国的轻视。能感觉到。那个时候自然就感觉到国家、民族一类的东西，感觉到这些并不是很大很空的概念。就像个人，如果家里很富有，到别人家里就感到腰板很硬。在一些环境里，自然而然地就激发出这种想法（作者注：指爱国情感）。日常不太想起这些东西，并不表示从来没有这些概念。王慧（19）表示男性可能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这些大问题考虑得多一些，女性相对少些。即使如此，她在一些场合中也会有这种爱国感情：也许女性对这方面都不是想得太多，男的可能要好些，男女有别吧。就像我不关注足球一样，我也不太关注国家前途这些大事。我平常买《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生活气息比较浓的。男性喜欢订《参考消息》，《环球》。但我还是爱国的。当这个国家受到损失了，受到侵略了，我也会和那些男同胞一样爱国。报刊编辑郑颖（15）曾经参与过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的国内示威游行，她的话比较直率，也比较极端：中国人需要这种事情（指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来刺激一下，要不就不知道什么叫爱国了。埋头实验室的副研究员钱民（13）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理性：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这些东西有时候真想。但我们想得不深，只是一些认识。国家的兴衰，都和个人有紧密的关系，所以爱国心肯定是有的。我现在就是在本岗位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己的业务做好，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可以看出，在日常忙碌而平淡的生活中，中间阶层大多不会去专门花心思去想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荣誉感与认同并不是那种空对空的“忧国忧民”，而是在具体的经历中确切感受到的一种感情。这种国家的认同和荣誉情感很容易在一些场合与时机的激发下表现出来，甚至非常激烈。 　　政治和国家是密不可分的，关注政治和爱国热情也应该是紧紧相连的。但实际上，中间阶层普遍没有把爱国热情与前文的“政治关注”联系起来或混淆起来，他们在两方面的关注程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政治冷漠和约束没有相应地降低爱国热情，爱国热情也并没有必然地提高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也就是说，政治和爱国成了中间阶层在不同层面上的两个话题。 　　与对中间阶层普遍的社会责任感的解释一样，我们也可以解释中间阶层的爱国热情与通常政治冷漠的矛盾现象。中间阶层的通常的政治关注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但国际关系作为政治事务的特殊领域，中间阶层对此的关注非但没有受到约束，甚至在一些具体时机和具体问题上受到某种鼓励或引导。这样，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就被约束或引导到爱国热情上，与通常的政治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又一次佐证了一个可能：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在相当程度上是“假性政治冷漠”，即存在政治关注潜力，但这种潜力受到了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