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描述了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但他把中间阶层的理性与财产拥有的中等程度相联系。在亚里士多德的眼里，穷人因为贫穷而变得暴虐和无赖，富人因生活优越而不受管束，他们都很难听从理性的安排。而中产阶层拥有一笔中等财富，对财富有着克制的现实条件，最容易听从理性。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7页。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更多的是指“安分守己”，而我们这里的“理性人”主要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的：清晰的判断力，以及个人利益最大化取向。 　　一清晰的判断力 　　中间阶层看待问题更加全面、客观，判断与分辨能力强，偏激不是他们的普遍特征。 　　杨波（20）浏览互联网时喜欢看那些比较理智的评论，他说：网上有些军事狂热者跳楼，那是我很不认同的。我认为一些事情要客观、全面地看待，事情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要看事情的本身发展的趋势。为了说明如何客观而全面地看待事物，杨波（20）举了一个例子：比如陈水扁搞台独，他想让台湾分裂出去，这肯定是不对的。但这是立场的不同，不能说这个人在人格上就是个坏家伙，否则就是偏激。陈水扁在年轻时候当过律师，看到一个民夫被车撞了，撞人的官员没有给这个民夫任何道歉和补偿就扬长而去。这个官员很有势力，没有律师出来为这个民夫辩护，他就出来为民夫辩护。最后，陈水扁官司赢了，而他本人受到了迫害。通过这个事情，他认识到台湾专制体制没有社会公正，决心从政，希望能改变这种社会不公正，这个事件成为陈水扁从政的一个契机。陈水扁看到了当时台湾社会比较腐败、阴暗的一面，为了让社会更民主、让民众权利得到更大保障做了很多个人努力，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值得敬佩的。所以，看一个人不能从一个方面就认为他都是错的或者坏的，要多角度地看一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对与不对。西方人讲究看问题的多元化，但我们传统上讲究脸谱化。我觉着还是多角度地全面看问题更好，多元化共存嘛。随着新闻信息量的增大和信息来源的扩大，特别是网上信息的更加丰富、便捷，从中间阶层甄别各种新闻信息的方式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同寻常的理性。华林（21）对上网浏览新闻信息时如何甄别信息的真伪很有见地：看第一遍，不用太认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就有一些后续报道出来。现在的许多新闻倾向性很强，采访的人有自己的视角，播出的时候要经过审查，并不能够反映事物的全貌，至多只是对事物观察的一个方面。怎么才能了解一个比较真实的消息呢？不同网站相互佐证。看国内网站是怎么报道的，新加坡的，香港的，台湾的，美国的。反复印证就知道谁更客观、公正。冯涛（18）认为自己最喜欢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随意发表一些倾向性、结论性的东西。为了证明，他给我讲一个例子，是关于三门峡水电站当初的上马决策是否合理的争论。他看了很多资料，发现这个工程本身涉及的其实就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上马的话，当地泥沙沉降、水位升高造成的影响很深远；不建，下游水灾损失惨重。现在许多人都抓住这个项目上马的负面影响，但不了解当初决策时是经过认真的利益衡量的。谈起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许多学生曾上街游行抗议，冯涛（18）对那些举动很不以为然：有什么好抗议的？你抗议他干什么？世界本来就是竞争的，我觉着大学生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思考在那里。你去哭，你去闹，根本不解决问题。你去砸人家大使馆干什么？大使馆不就是几个人家国家的代表吗？你看清一些事情的本质就行了，你去哭也好，闹也好，像我这样无所作为也好，都没有用。这些国际冲突是建立在战略力量对比和利益冲突上的。所以，他表示对那些抗议、签名之类的活动，他一般不参加，因为“没有用”。 　　二妥协中求生存的理性 　　按照经济主义的观点，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性，这一点可以在中间阶层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关于中间阶层是否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本身是个假命题，没有讨论的必要，关键是中间阶层如何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妥协是中间阶层的求生之道。不同的阶层在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时能够体现出不同的阶层特征。社会上层会凭借自己的实力强取豪夺，社会的底层会为保护自己有限的权益不惜拼死抗争，而中间阶层则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在妥协中求生存的技巧，这也是中间阶层理性的一个重要侧面。这种妥协，正体现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中间阶在其他阶层挤压下“安分守己”的特征。也许所有阶层的人们都有选择妥协的时候，但中间阶层选择妥协更能体现出一种天然倾向，他们在选择妥协时能够用足够的理性来判断形势，避免冲动的破坏性后果。也就是说，中间阶层不光倾向妥协，而且他们还很“会”妥协。 　　杨波（20）买了车之后，由于车技并不熟练，多次和交警打交道，被罚款。他谈起自己的感受：本来要罚一百块，但要罚你二百。第一，你知道他是违法的，罚款过高，进入私囊。第二，赶紧把钱交了走人。为什么不去告他？你也知道如果自己花时间、花金钱、冒风险，可能打赢官司，得到一个满意的申诉结果。但觉着不值。不就是多罚一百块吗？就当到饭馆多点了两个菜又糟蹋了吧。当时，杨波（20）正为申请护照的事愤愤不平。他的太太去国外自费读书，分居的生活对于新婚夫妇有些漫长，所以打算去国外探亲。但在申请护照的时候，学校的人事部门要求办一大堆手续，填许多表格，找许多部门。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学校让他交一笔不菲的押金。他说：为什么必须交押金？我就不相信，国外大学里的教授来我们这里讲学也要给他们学校交押金。如果我要较真，查许多规定、文件，看它到底合不合法，然后找有关部门或者法院去告他，也许我就赢了，不用交了。但我觉着不能去较这个真。付出很大，风险很高，得到的有限，还搞得沸沸扬扬，我不能光为了讨个说法就什么都不顾了。所以，他还是准备交给学校那笔不菲的押金。 　　冯涛（18）表示，如果自己的房产和开发商或者物业发生了冲突，首先要想一想和他们直接冲突值不值。比如，在是否要求助于法院时就要仔细衡量一下：如果要告它，要花很多的成本。这种情况我可能就不会告了，因为理性的人应该会平衡利弊。对老百姓来说，他没有伤害别人的权利，但有规避风险的权利。我可能会忍一忍，告他可能对我损失更大。我告他要耽误工作，单位老旷工，工资也领不到。冯涛（18）直接使用了“理性的人”这个词，可以看得出他与这种“理性”特征的共鸣。王慧（19）在物业维权时不光知道需要妥协，而且还对如何妥协有自己的见解：我有底线啦。我提要求的时候肯定有底线。比如打官司的时候我提100万，可能我的底线只有30万。所以，如果他给你50万了，虽然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但超过你的底线了，我就会接受。虽然事情不会那么让你满意，但差不多就可以了。很多事情都可以妥协，灵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