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选择



　　在上文中我们讨论了中间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中间阶层的另一面：在现实面前，中间阶层趋向于选择个人利益，理性的力量常常将他们从社会责任感的一边拉过来。

　　吴芳（30）虽然还没有毕业，但在学校参加过各种社团，对社会的接触和认识并不少。她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但同时强调：我没有想过要改变这种情况。他们（社会强势者）有一种强大的网络，他们太强大了。如果宁愿放弃现在平静的生活，就会和他们斗到底（笑）。其实他们并没有触动我的利益。有这种想法只是出于一种良知。如果从新闻上看到那些恶性案件，就会觉着十分愤恨。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头，和这种人有实际的接触的话，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样，而且当这些人对你有所帮助的时候，你甚至会感激他。他所拥有的东西呢，也不那么反感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宽容（笑）。就是说，抽象上不喜欢这些人，但实际上要比想象的容忍度要大。所以，对于社会问题，她不属于那种特别关心的人，“不会专门像社会斗士那样踊跃关心社会问题，只是时不时地看看新闻”。对于社会的一些不公正现象，吴芳比较倾向于逐步变化的途径。她说：既然我要做到这件事情，我就要拥有相应的资源。我有多大的资源，我就会做多大的事情。如果我本来就无能为力，我为什么要做一些事情？没有什么用，还给我自己带来很多伤害。我插话说这是冷静，她自我解嘲地说：“你要说冷漠也行（笑）。”

　　中间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在现实面前的理性退缩，除了和阅历有关，还和职业特征、激烈竞争环境等因素有关。曹飞（09）作为律师，时时刻刻表现出了他的谨慎与现实。我们谈到网上的“愤青”即“愤怒青年”，指那些在社会、政治与文化等问题上持偏激态度、愤世嫉俗、崇尚批判和变革的青年人。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的技术条件，为他们提供了充分表达自己声音的空间，与持中庸、保守观点的人相对，被冠以“愤青”的名头。，他说他和同事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网络中都持谨慎的态度，偏激不是律师的普遍性格，否则也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律师，甚至不能生存。他解释了在职业经历中所磨炼的这种性格特征：律师这个行业肯定要接触社会，和公检法打交道，和社会不公和社会纠纷打交道，看到的很多都是阴暗面，所以这个群体对社会现实比较了解，不会有那么多愤世嫉俗的人。如果你适应不了这个环境，就不能在这个环境里生存下去。适者生存，这个环境就要求你去适应这个社会。有些东西，不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发表什么，愤世嫉俗，嚷嚷半天往往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觉得，律师是个比较现实的行业。对于网络中的“愤青”，曹飞（09）认为可能在高校学生中比较多见。

　　严伟（16）曾经满怀激情地进入到新闻记者行业。几年下来，从北京南下到广州，又从广州北上回到北京，换了几家报社和杂志社。随着阅历的增长，即使激情仍然渗透在骨子里，但在行动中却越来越多地体现着理性和生存意识。谈到他们报道社会问题的界限，严伟（16）深有感触。有一家媒体因为报道“出格”被停刊了，他用了一个很简单但感情充沛的词：傻！我问为什么，他说：没有意义嘛。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是没有必要牺牲。不值得去做。生存是最重要的。连生存都保证不了，就是傻。陈明（17）在大学时候就有很多理想，比如到边远的地区“支教”这是共青团中央举办的一个活动，发动大学生在毕业前休学一年或半年的时间志愿到边远、艰苦的地区支援教育，期间保留学籍，可以选择在完成“支教”活动之后被保荐继续攻读研究生。，比如开一家法律事务所为社会伸张正义。但在现实中的各种压力下，都没有实现。我问他现在是否还有这些想法，他肯定地说：在心里一直有，只不过平时不会说。有那种情节，实现不了总是个遗憾。但现实中总是有足够的理由去打消这种念头，推到最后，也许到退休的时候才能实现，也许永远也实现不了。如果我要实现那些想法的话，可能我的生存都是问题，别人对你的评判也是个问题。许刚（28）现在为自己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兢兢业业，对其他和生意无关的事情很少去想。但了解他过去的人知道他曾经是个热血青年。自从做了生意之后，性情有了很多转变。谈到河北某著名民营企业家因为得罪了地方上的政府部门而被逮捕的事情，他除了心有戚戚，还充满了惋惜：从我的角度看，可能他的素质还不够高，缺乏对自己的正确认识。有时候我也对一些政府部门的做法不满，比如工商税务，但我可以理解，这是现实。你尽量营造一个小的良好环境就好了嘛，别拧着干，何必呢？中国社会不成熟嘛，本来就不成熟，你非得希望像发达国家一样的成熟社会环境，可能吗？你尽量营造一个好的小环境不就完了嘛，比如到某某局（去拉关系）。你影响不了大局，也改变不了什么，你要对现状有清醒的认识。施全（29）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当时关心时政、言辞激烈，对他影响很大。前一段施全（29）回家乡，又遇到了当年的那位老师，发现他已经改行在市里的电视台工作了，并且做了副台长。施全（29）觉得这位老师和当年在中学时大不一样了：他现在好听一点是更成熟，尖刻一点的话就是比较世俗，聊一会儿天就听得出来。原来他在学校比较简单，现在到了社会上，又在电视台里面，是社会人了吧，要不这样也活不下去。我觉着这很正常。他现在快五十了，那个时候（做中学老师的时候）还是青年。大多数人在个人利益与公共责任的冲突中，更多地选择了前者，理性退缩了。但这并不表示中间阶层没有人宁愿放弃个人的得失，来维护公共的利益，追求某种理想。华林（37）所在的小区里的业主们和开发商产生了纠纷，他比较积极，头脑也冷静。所以业主们推选他作为代表，组织大家和开发商打起了官司。为这件事，华林（37）个人付出了很多，但他仍然义无反顾：我自己花一些时间、精力，觉着很值得。小的方面，为自己解决问题；大方面，为大家解决问题。我的几个朋友也说：你怎么老喜欢冲锋陷阵？我说，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就解决不了问题了。我就是这样想。有时候必须有人出来，需要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出来。因此，理性可以解释许多现象，包括政治现象，但理性并不是左右人行为的惟一力量。社会责任和经济理性的冲突中，即使后者更容易占到上风，但总有一些“偏执者”选择不计回报、甚至代价巨大的社会责任。正如缪勒对纯理性的公共选择理论做出的评价：“在许多政治科学家看来，公共选择的这种模型不过是一幅天真的政治行为漫画罢了。”参见丹尼斯·缪勒：《理性选择》，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5页。

　　实际上，我们前一节在讨论中间阶层的社会责任感时就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社会责任感的实现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只不过，对于大部分中间阶层说，这种为社会责任感所付出的代价各自有一个可以承受的限度。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的经济理性就会占到上风，社会责任感随之退缩。在这一点上，中间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间阶层放弃经济理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与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里有更多的人拥有社会责任感。这种“量”上的差别，也许就体现了中间阶层社会骨干的作用。

　　小结扭曲的“市场知识分子”人格〖1〗一意识领域里的影响因素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知识只掌握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里。传统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士”阶层，他们进而为官入仕成为士大夫阶层（官僚阶层），上承神圣化了的皇室；退而归隐为乡绅，或教书育人，下通广大乡村的血缘宗法网络，构成社会整合力量的中坚。一定程度上，传统知识分子相当于当时社会的中间阶层——只不过非常狭窄。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的数量比较稳定，一直保持着非常低的水平。

　　在传统社会，知识分子中间阶层具有特殊的地位，体现在许多方面：垄断文化知识，在社会结构中人数稀少，是官僚阶层主要来源，与权贵联系紧密，对现实国家运行与决策有重大影响，是礼仪道德的主要倡导者等。这种特殊地位导致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化，并随之产生精英意识，主要体现为关心国家大事的使命感和教化社会的责任感。

　　当代中间阶层可以认为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传承。从现有中间阶层的教育层次上来看，他们大部分都受过其时代最好的教育；从中间阶层的入口上看，较高的学历背景几乎成为跨越中间阶层必不可少的门槛。关于教育的门槛作用，在本书第五章第一节中有专门论述。从而，中间阶层带有一些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质，即人文关怀情节。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甚至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2页。

　　但这种来自于传统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人文关怀”，在现代社会中受到了“去精英意识”的冲击和扭曲：

　　①群体膨胀的冲击。根据统计，“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从解放前不足5万人，发展到当前已经有3000多万人，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条战线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亲切会见部分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并与他们座谈》，载《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第1版。虽然这里的知识分子与本文所界定的中间阶层并不完全等同，但两者具有相当的重合度。而且，没有被统计到知识分子行列的企业白领会使“3000多万人”这个数字进一步提高。精英的前提是稀少和对特殊资源的垄断，而如此壮大的中间阶层已经难以称得上精英了，仅相当于本研究所界定的社会“骨干阶层”，精英意识随之削弱。

　　②中间阶层职业分化的冲击。传统知识分子因为人数有限，谈不上分化。而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以及知识的不断扩散，知识阶层不但飞速壮大，同时也在不断发生职业上的分化。“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自成一个占特殊地位的阶层之情形已经近于过去了。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在孔庙里，也不限于在学校里，而是分布在各部门里。”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四章，台北：桂冠图书公司，转引自当代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在当前，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般不再被称为知识分子，而被称为“白领”；行政机关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僚也不再被认同为知识分子，被称为“公务员”；甚至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也不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被称为“行政人员”。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各种事业单位中的专业研究人员和从事文化事业的人员。真正继承传统知识分子衣钵的是那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播工作的群体，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其他群体的社会价值主要在于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文化传承的社会功能几乎丧失殆尽。这样，传统人文关怀和精英意识已经在中间阶层的职业分化中进一步削弱了。

　　③市场理性崛起的冲击。在市场经济中，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受到冲击和削弱，而填补中间阶层精神空白的是崛起的经济理性。中间阶层所继承的“与人为善”的传统，与经济理性“为自己谋福利”的强势冲击产生了竞争，并最终让后者占了上风。而且，中间阶层精神世界的变化并不止于此。市场经济所推崇的经济理性虽然建立在“人性恶”的假设之上，但有良性秩序的市场经济仍然保留着道德上的克制和信用。但我国的市场经济至今没有完全建立起这种良性的秩序，使得中间阶层所接受的不是现代成熟社会意义的经济理性，而是一定程度上受到“不择手段”等不良风气所扭曲的经济理性。

　　④缺乏政治互动的扭曲。在传统社会中，官僚知识分子有“清议”的风气，即对朝政进行议论和谏陈的风气。即使他们处在优越的社会地位上，这种“清议”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风险性。不过历史上仍不乏拼死执言的“耿臣”，其精神支持来自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但在“去精英意识”化的今天，希望中间阶层还能像传统知识分子那样具有牺牲精神，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中间阶层理性的“精明”与妥协，使得许多人在社会责任面前往往选择的是逃避。这样，在职业分化、市场理性冲击的基础上，政治体制的封闭性又进一步扭曲了中间阶层所继承的人文关怀和政治关注，成为政治冷漠的重要原因。